在田纳西炎热的夏天里，对我们来说，打工的生活开始习惯成自然了。在国内的时候，也穷，但国内的日子过的是满有希望的，至少还有一个美国梦不停的在召唤这我。而在美国这几个月的日子里，内心是窘迫的，未来充满着不可知。也是这段日子让我明白，一个人的真性情是需要遇到一些事情才能显露出来的，好日子谁不会过呢？只有在那些不好的日子里，才是很需要一些内在的品质的。我就是在那些不好的日子里，更加清楚的认识了老高的人品和性情，那是一个对待自己的爱人心中有眼里有口里没有的人，也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乐观生活的人，并且你能看到在一个怎么都行的随和外表里做事坚决且始终如一的心灵。

我在饭店里的打工生活每天过的乏善可陈，但老高在他的饭店里却开始用乐观情绪影响着周围的人。China Bell的老板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兄弟俩个，老大叫什么记不得了，老二叫阿强，店里的活儿主要是阿强张罗。阿强其实很善良的，喜欢被他哥抛弃了的女朋友，但考虑到都是被他哥睡过的人了，也不怎么敢下手。China Bell里的大厨是一个来自香港的老头，喜欢喝咖啡，总是去隔壁的快餐店买咖啡喝。店里还有其他几个人，印象不那么深刻了。不管是谁，店里从上到下的人都喜欢老高，老高出去送外卖总是又快又好的，回来后，不是帮别人炸春卷，就是帮阿强接电话，还给香港的师傅去买咖啡，他挣了多少钱也从来不瞒大家，他从来没想过老板知道他挣的不少会克扣他的工资，他跟大家都混的很熟，每天都笑嘻嘻的，好的事情说说，不好的事情不怎么言语，这些都是在中国餐馆中鱼龙混杂的打工阶级难得一见的品质。

老高对生活是有些正义感和幽默感的。每天晚上我陪他去送最后一个小时的外卖，有时候看到他会应一些客人的额外要求给他们顺便买烟买药买报纸什么的，虽然是有点儿冲着小费去的，其实也够折腾的；有时候他也会和不讲理不给小费的客人据理力争，跟那些人fuck来fuck去的对骂，我总是劝他算了吧，那些黑人说急了给你一枪你犯得上嘛，但他不管这些，这和我原来心目中的温和老高很有些不同。后来，老高成天和各色流氓打交道打多了，fuck开始成为他生活中的习惯性语言，每天晚上一到家，他都会说What another fucking day！这句他从香港师傅那学来的感叹句从老高的嘴里说出来是变化着多种内心感受的，有时候他的语调是快乐的，有时候是愤怒的，有时候是自嘲的，也有些时候是无可奈何的。

在那年8月里的某一天，我经历了一次饭店里的持枪抢劫。那天应该是个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晚上8点过后就没有什么人了，当时的饭店里只有一对美国老夫妻在吃饭。我推着装满了脏盘子的车往厨房里去，刚进了厨房，就听到当的一声巨响，我第一反应是我的盘子掉到地上了，但看了看，好像盘子还都在，我就顺着厨房的门缝往外看，这一看，正看见一把枪顶在福建老板的脑袋上。我好像想了几秒钟才想出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赶紧拉着厨房里干活的一个中国大姐蹲在地上，俩手抱着脑袋，一副缴枪不杀的样子。一个墨西哥的工人正好从冷藏室里出来，还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会说墨西哥话，就比划着让他赶紧蹲下。过了一会儿，老板娘跑进厨房来，后脑勺顶着一把枪，她一边说着No problem，一边好像奔向她的保险柜给劫匪拿钱去了。两个劫匪走过我面前的时候，我没敢抬头看，就只是看见俩双大脚从我前面迈过去了。劫匪跟着老板娘进了后面的房间后，我拉着我旁边的大姐躲到卫生间了去了，过了好久，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们才从卫生间里探头探脑惊慌无比的走出来。出来后听大家说，老板开车去追劫匪了，我在地上还看到一把劫匪扔下的枪，还真不是一般的手枪，挺像小型冲锋枪的，别人还指给我看房顶上的那个抢眼儿，也就是我听到的那声巨响，后来，我看见老板娘不知从哪儿出来了，还和她抱在一起互相安慰了半天。我也给China Bell打了个电话，我跟阿强说，老高回来的话，让他快点来饭店接我啊。可能是因为我带着惊慌的哭腔打的电话，没过一会儿，阿强他哥就开着吉普把我接走了，上了车，他说：没事的啦，老高还没回来，美国这种事情多的很，我的脑袋都被枪指过三次了，以后你就习惯了。那天晚上，老高安慰我半天，我才鼓起勇气决定明天继续去上班。后来，我没再遇到过持枪抢劫，但在没有老高的日子里，我开的车车窗被砸过，住的公寓门被撬过，很是经历了一些担惊受怕的日子。

那个月里还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就记不太清楚了。但是那些日子里，总还是有个真心的人成天在一起，好的事情可以一起分享，不好的事情也可以一起承担，日子虽然不容易但也不那么难过。只是，老高要离开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8月过去之后，我们也就不得不面临又一次分别了，那注定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告别，因为我们都那么的不放心着对方，尤其是我，被一个人扔在美国，只能独自和不确定的未来朝夕与共了。

Grand China Buffet是一个从福州来的小痞子开的饭店，老板娘也不是他老婆，有些姿色，带着一个胖姑娘，反正三个人就那么生活在一起，在一起说闽南话，我是一点儿也听不懂。我们店里除了几个墨西哥人外，还有一对儿从天津来的夫妇，看样子应该40多岁了，男的在后厨炸东西、刷碗，女的在外面和我一样当女招待，我管那个男的叫陈大哥，管女的叫张姐。他们经常讲起他们在国内的生活，原来夫妻两个在天津是搞服装的，生意和当时的杉杉规模一样大，后来钱就没有开始那么好挣了，鬼使神差的想到要出国，这一出国，从此流落他乡，竞变成餐馆打工的了，内心的凄凉境遇让人十分同情。对他们来说，最难的事情是他们都不会讲英文，张姐在外面勉强用蹩脚的那几句“你好”“你想喝什么”“我可以把盘子拿走了吗”“这是帐单”“谢谢”“欢迎再来”应付客人，小费自然是拿不到多少的，而陈大哥就基本只能靠肢体语言和墨西哥人沟通沟通而已。

我们最后和这对夫妻的告别让人内心非常伤感。有一天，正好是我和老高每周在家休息的日子，陈大哥突然打电话来，说出事情了，请老高赶到饭店来。老高去了之后，才知道是陈大哥和老板吵架，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老板叫来警察，和警察说了半天，陈大哥和张姐一是什么也听不懂，二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还被警察打了几下。老高去了之后，好说歹说，把他们两口子接到家里来。那天晚上，两口子唉声叹气的，说不干了，回芝加哥去。第二天早上，我们帮他们收拾了行李，然后送他们去长途汽车站，给他们买了票，把他们送上了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离别征途。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面，有时候也想起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回没回国，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过的好一点儿了。

在7月份的上旬，老高也找到工作了，在一个叫China Bell的外卖店送外卖。找到工作那天，老高特别高兴，本来晚上10点才来接我的，结果忍不住5点多就跑来了。那天正好陈大哥休息，非拉着老高到他和墨西哥人住的公寓里喝酒，福建老板也凑热闹跟着去了。那天晚上下班后，老板娘关了门，我就坐在门外等老高，怎么等都不来，天还下着雨，我就有点害怕了，别是出了什么事情。快到11点，有两辆车开进停车场来，第一辆是老板的车，第二辆是我们的车，只是那辆车亮着车灯好像歪着嘴在朝我笑似的。走近看，才看清，车是撞了，车前盖都撞的折起来了。老高走出来，说：对不起啊，下桥的时候，车追尾了，追到了你们老板的车上了。我说：喝酒了吧？老高说：喝了，就喝了一瓶，喝完了之后还看着他们打牌打了两个多小时，应该不是喝酒的原因，真是雨天路滑，再加上下坡。福建老板凑过来说：还好，撞到我的后面，不然还得赔人家的钱呢，撞我的就算了。我真想对他说：你给我滚！我和老高一路沉默的开回了家，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老高心里难受，说什么都是伤害。回到家，陈大哥打电话来说：小孙啊，都是我不好，拉着小高喝酒，你可别跟他吵架啊。我说：陈大哥你休息吧，我们没事儿。晚上，躺在床上，我们也没想别的，只是老高本来说好三天后就去China Bell送外卖的，到时候没有车怎么送外卖呢？古话说：贫贱夫妻百日哀，看起来是有些道理的，那天晚上我能做到的就是，拿被子蒙住头，使劲赶快的睡着。

第二天，经朋友介绍，我们把车送到一个私人的汽车修理部去加急抢修，花了600美元。又过了一天，我们去取车，去之前，老高特紧张，说不知道车能不能修好，不要再歪着嘴儿的样子了。过去一看，真是完好如初，心才放到肚子里。回去的路上，老高对我说：老婆，别心疼钱，我明天开始就给你挣回来。从那个明天开始，老高也和我一样开始了打工生活，我们每个星期休息一天，休息日安排在星期一，其他时间早上10点上班，晚上我是10点下班，他是11点下班，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去上班，他先送我，再去店里，然后每天晚上他10点来接我，我再陪他送一个小时的外卖。每天半夜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从我兜里掏出当天的小费来都给了老高，老高先数数我的钱，再把他的钱从兜里翻出来，一张一张的数清楚，然后大票放在底下，小票放在上面，弄整齐了收在抽屉里。那些日子，老高一天加上底薪能挣100多美元，我能挣70多美元吧。两个月后，老高回国之前，整整齐齐的在银行里给我存了5000元，他说：先付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回国后，我给你管哥们借钱寄过来。

每周一天的休息日是非常繁忙的，要洗衣服，要买日常用品，觉得时间过的真快，一晃这一天就过去了，明天还要出去干活。利用那一天的休息时间，我也渐渐的把学校的事情落实下来了。我亲自去了一趟田纳西州立大学的商学院，和他们MBA的系主任谈了一次，Dr. Romendit很爽快的对我说：Ms. Sun，我可以保证的是你今年秋季一定会被录取，我们这里的外国学生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托福和GMAT分数，而且你是从Vanderbilt过来的，但是能不能免学费和有奖学金我不能保证，这个往往需要有空缺的位置才可以。我说：好，谢谢你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请帮我尽量申请奖学金吧。对我来说，申请田纳西州立大学实在是无奈之举，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去上一个在全美前100名都排不上的学校。TSU在Nashville是极被中国人所不齿的，只有连英语都讲不利索的中国人家属才会去那里念书。TSU是一个黑人学校，三个月后我去TSU开始上课后，才发现我几乎是学校里最白的学生了。TSU虽然教育质量很差，但在美国倒是有些名气，一是美国炙手可热的脱口秀黑人女主持人Opral就是从TSU毕业的，二是TSU多年来为美国培养了不少奥运会冠军。不管怎么样，那时候的我，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我没有钱离开Nashville去其他城市申请学校，而Vanderbilt的Owen School又不肯收留我。

后来回国的几年后，在一次路演中，有个投资者突然走过来跟我说：Yana，你还记得我嘛，我是Vanderbilt Owen School的MBA，你那时候在Vanderbilt，我认识你。那一刻，我真希望他赶快消失，我一点都不想见到任何一个见证了我那一段生活的人，而Owen School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不能提起的名字，在我去了TSU之后，它曾经是那么深刻的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虽然假装不在乎，但那一直一直都是我心中有点疼痛的地方。

那年的7月里还有很多难以忘怀的时刻，生活是在一天一天真实的改变着的。有时候，我也能看到去学校里上学的原来的同学，我多羡慕他们啊，虽然是我自己亲手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仍然忍不住想起原来上学时候的简单日子。有时候，我在饭店里真是干活累了，我就支在哪个地方胡乱想些其他的事情，老板看不得我们停下来休息的样子，我就拿着笤帚在没有什么客人的下午时分有一搭没一搭的扫地，脑袋里想的都是以前在国内的事情。也有的时候，心情会变得很差，我就让自己想一想2000年7月4日那天晚上在美国国庆节看到的满天烟花，我记得有一个美丽的礼花在天空变幻出来的文字是“follow your heart and be with yourself”。那是不是真实的一幕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了，但是那行字特别清晰的呈现在我眼前，那是我在那些日子里还能够鼓励自己的一句话，它陪伴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老高回国之后的一段日子，让我能够比较坦然的接受我自己的选择，并承担这个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

本来，那一年的6月应该是个波澜不惊的初夏时分，美国南部的雨季还没有到来，天气干燥而晴朗。但是，在6月里的那么一天，我把自己看起来平静的生活打乱了，我在还没有安顿好我的未来的情况下，就不管不顾的和过去告别了。几年之后回头看，很多在美国的朋友都对我那时候翻然转变的勇气表示了敬意，但是，很多在美国的朋友不知道的是，那根本不需要什么勇气，你只需要不再委屈自己的心，至于后来的一切，有没有勇气或者后不后悔也都再也回不去了，也都得一天一天去面对真实的生活了。

事情起始于实验室里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大家做试验总是要提前准备好试验用品的，可是实验室里的离心管总是很紧缺，有时候为了等别人把离心管用完后需要等上好几天。因此，总是有人提前占上那些破管子，消完毒后，用胶布贴上“hands off”，就是说：这是我的，请别碰我的东西。有那么几次后，我也学会了，安排好试验日程后，提前几天就开始积攒离心管，凑够了后，也如法炮制，把茅坑先占上。中国人是什么人，中国人是可以为了占茅坑晚上不睡觉的，所以，我总是按时开始试验，从来没有没茅坑的时候。有一天，Chris突然找我，说有事情和我谈。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小心的关上门，对我说：Yana，实验室里的其他同事对你的一些行为不太满意啊，听说你总是占用离心管，这可不好。我可没想到Chris跟我谈这个，我当时就火了，我说：Chris，谁不满意了，不就那个Don不满意吗？我占离心管的那点伎俩还是跟他学的呢，他跟你告状，你核实情况了吗，就来说我。Chris说：是，是Don说的，但你占着实验室的离心管不是假的吧？我说：是，是不是假的，可以他占着，就不可以我占着吗？你以为我愿意做这些破试验啊，我烦都烦死了，你，最起码，有失公平！Chris见我急了，估计也没想到，就说：Yana，你不用那么大声吧，有什么事情说清楚就行了。我说：我就是要大声，告诉你，Chris，我不干了。这时候，跟我一起来做试验的老高推门进来了。我说：你怎么进来了。老高说：我听你们在里面吵起来，不放心。我说：我不干了，就这样。Chris见老高进来，一把拉住老高，说：Gao，你觉得Yana这样决定是不是太冲动了。老高说：这我不管，不管我老婆怎么决定的，我都尊重她的意见。这是老高的优点，平时是温和的，但关键的时候是决然而果断的。有了这话，我就更没什么好说的啦，我开了门，走到我的试验台上，把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什么都没拿，然后把几本试验记录和实验室钥匙摔在Chris的桌子上，我说：我的东西都在这里，我走了。我真的就是那么离开了工作了快一年的实验室，然后回家了。

不是像我们这种拿着奖学金出国留学的人，是不太会知道退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退了学，意味着如果在未来三个月找不到新的学校后，再留在美国就成了黑户了；也意味着我们从此再没有其他合法的收入来源，在美国，学生和学生家属都是不允许打工挣钱的。我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还全是空白，不是不清楚其中的各种意味，只是我懒得那么快去想那些我必须要想的事情。至于我为什么那么冲动的退了学，我知道，那虽是起源一些小事，但真正的原因是我从来都假装不来，喜欢的就是喜欢的，不喜欢的从不想假装喜欢，不是今天，也会是未来的某一天，会因为一些无关的小事爆发出来，美国，因为是异国他乡，已经让我忍了很久了，只不过，我本可以稍微策略一些，有所准备。只可惜，回头看，关于我生活中所有关键的时点都不是经过什么刻意的深思熟虑的结果，从考大学到找那朋友，从结婚到出国，想就做了，然后就这样既成现实了。

那天下午，Chris给我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已经冷静多了，事情的后果开始变得清楚起来，我对Chris说：如果可以，请今天有空来我家里一趟吧，有几个事情还需要你帮忙。Chris开着他的Pickup来到Acklen Park Avenue的时候，正是太阳西下的傍晚时分，阳光斜斜的从对面的小山坡照进来，屋子里暖烘烘的。我跟Chris说：如果可以，请帮我三件事情吧。一是，请把我这个月的工资给我，我知道才到月中，但我需要钱；二是，请给我写一封推荐信，我还得留在美国，申请学校；三是，我会写个退学的过程，请到时候给我签个字，我需要和房东说事情起因突然，我住不起现在的公寓了，请他把押金退还给我。Chris说：Yana，这些都没问题，我只是希望你不会后悔。我说：我知道了，不管我后不后悔，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了。

晚上的时候，一些事情的细节开始纷纷涌现，比如，怎么还这个月的信用卡，还完了还剩多少钱；住不起现在的公寓，我到底该住到哪里去，什么开始找房子；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我怎么在三个月里找到新学校，找什么样的学校，哪里来的学费钱呢。这一切的一切，让我在那个晚上吃完饭后忍不住哭了，开始还是小声的哭，后来哭着哭着就收不住了，趴在沙发上放声痛哭了一场。老高也不知道怎么劝，最后把我扶起来，说：老婆，哭什么啊，最不济，咱们回国就是了。我边哭边说：不，我不回去，我肯定不会两手空空回去的。老高说：怎么是两手空空呢，不一直还有我呢嘛。这么一说，我更是哭的上气不接下气，把快一年自己一个人生活时候的孤单寂寞都不管不顾的痛哭出来了。

那时候，老高来美国的时候带了一盘那英的唱片，里面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歌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忧伤旋律和孤单心情是犹在昨日的。哭完了，洗了把脸，自己放唱片听，听到那首歌，我又忍不住自己哭了一会儿。在那首歌之后，我下了决心，这件事情就算这么了结了，不管今后怎么走，我都不再会为这个事情哭了，事情发生就发生了，人，怎么都能走下去。

在后来的半个月时间里，我们换了房子，从离学校很近的独立公寓里搬到37街黑人和白人交接的一个社区中，和一个中国小伙子共同share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搬家的当天晚上，收拾妥当后，楼上的住户噼里啪啦的弄出巨大的响声，全不似我们在Acklen Park Avenue上的安静夜晚。关了灯，我侧着身，怕老高看出我的不开心，假装睡着了，其实挣着眼睛躺了很久。半夜的时候，老高把我扳过来，说：没睡着吧，没事儿，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只要咱们在一起，不就挺好的了嘛。我翻过身去，想着老高的话，也就渐渐的睡过去了。

在后来的半个月里，除去房费和水电费，我们还了信用卡后所剩无多，所幸还有善良的Chris在6月底就给我们打到帐上的1000多元钱。在月底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家中国餐馆的打工工作，那家餐馆叫Grand China Buffet，老板娘说，来吧，当女招待，Buffet的服务也很简单，倒水、捡盘子、收钱就行了，先试用几天，一天给你50元，行就留下来。第一天，我穿着白衣服黑裤子去了，当女招待就当女招待，干这干那的也是一种活法。晚上10点下班的时候，因为新鲜也没觉得有多累，老高来接我，我把老板娘晚上临走时给的50元钱塞到老高手里，内心特别高兴，虽然是打黑工，我们终于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

这个6月的最后几天开始了我在美国持续了两年的打工生涯，此后的日子酸甜苦辣，期间换过很多的餐馆，见过无数的嘴脸，但，从来没停止过。没有钱，我觉得是那么的不安全，我从来没那样的爱过钱，因为那是我最缺少安全感的两个年头。我还没跟别人说过的是：我在退学那天晚上，我就决心把以前的生活都忘掉，直到有一天我有钱了，我再把我的记忆唤回来；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那些记忆一定会再回来的，在这之前，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像我对老高说的那样，虽然我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两手空空，但在没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美国回国的。坦白的说，我也不是什么坚强的人，只是，对于一些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会显得非常固执而已。

5月份的时候，像我和老高在一起的大多数时候一样，我们真是快把钱都花光了。我，也好像只能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攒些钱，而只要和老高在一起，钱就像流水一样不知怎么就花出去了。我总是想给他所有他喜欢的东西，很少犹豫，有钱的时候是这样，没钱的时候也是这样。但钱还是在那年的5月份给我们留下了几段难忘的旅程，回头看，那些难忘的日子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而钱其实花掉了也就不记得还曾经有过，所以，其实是无所谓的。

5月上旬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一趟大雾山（Grand Smoky Mountain）。那是一段真正背包旅行的经历，我们把所有吃的喝的穿的睡的都背在身上了。后来，由于考虑重量没有背太多的食物，我们在几天晚上都没怎么吃饱，饥肠辘辘的躺在帐篷里拼命想快点儿睡着，由于饿，我们好像没怎么有过好好看星星之类的美妙夜晚。

出发的时候是十多个人，还有四个向导，到了大雾山，兵分两路，一路要走比较险恶的路线，一路选择较为轻松的路线，结果只有我和老高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轻松的路线，还有两个向导为了照顾我们不得不专门跟着我们，结果我们四个人（两个我们和两个幼儿园阿姨）就这么上路了。快上山的时候，向导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可能最开始不太适应，尤其是Yana，可能是最早需要停下来休息，如果需要的话，请告诉我们。我说：好。后来的结果是，我先是听到了老高在我身后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声，然后不久就听到老高说：咱们还是休息一会儿吧。呵呵，胖子就是不行。我讽刺老高的时候，他狡辩说是因为他偷偷的把沉的东西都放在他自己的包里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在后来的几天里多次无情的讽刺了体力确实欠缺的老高同学。

大雾山非常美，一路流水潺潺，青山绿竹，山路并不陡峭，时缓时急的，路上行人罕见，在几天的行程中，看见的来往路人都不超过十个人。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水需要自己到小溪里过滤了来喝，饭需要架起炉子来烧，床是一个薄薄的2公分厚的睡垫和一个睡袋，尿可以随便撒，屎要自己挖坑解决。那几天里，我们在每个日暮西山的傍晚看到标志着露营地的桩子都幸福的不能言表，最开心的就是随后到小溪边洗脸刷牙，准备第二天的水，然后生火做饭，夜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坐作炉火边和导游随便聊会儿天，然后把大包小包挂到树枝上去，免得牙膏口香糖什么的在晚上把熊给招来。再然后是睡觉，我就在帐篷里比划着对老高说：给，给你一根香肠，给你吃！老高就说：我不要，你吃吧！其实，哪有香肠，全是空气，估计有香肠的话，他肯定忍不住最少吃掉一半。

四天后的晚上，我们离开大雾山回到了Nashville的家，那真是有种重返文明世界的感觉。那天晚上，老高给我放好了水，我躺在浴盆里，一边喝啤酒一边听着赵传的歌，那真是神仙般的幸福感受，至今都还记得，想起来都忍不住自己呵呵的笑。

5月下旬的时候，我的一篇文章入选了当年的美国艾滋病年会，会议在离纽约很近的长岛冷泉港举行，我就带着老高一起去参加会议，并随后到纽约玩儿了一趟。长岛很美，全是有钱人的大house，我们被安排在一个神学院里住宿，那个神学院真是肃穆，建筑庄严的不得了，到处都是很老很老的树，建筑之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空旷草地，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奇怪的地方，那几天的日子我们像活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什么时候。开会的冷泉港也很美，冷泉港实验室是美国很著名的基础实验基地，当初在协和的时候我们都是照着冷泉港实验室出版的试验手册做试验。沿着冷泉港的小路往下走，就能走到海边去，大家都在开会，就我们两个成天在海边玩儿，我们坐在很高的瞭望台上看见了一望无际的大西洋。

在长岛逗留了几天后我们坐火车去了纽约。在纽约没钱住旅馆，我们就直接投奔了一个在哥伦比亚作博士后的大学同学了。那个同学瘦了好多，他在来美国探望他老婆后不久，就被他老婆为了一个成天开奔驰来接她的中东人抛弃了，本来拉着箱子要回国的，结果阴错阳差的误了班机，然后就又回来了纽约，在China Town混迹了一段时间，也在城里的广场中用所剩不多的面包喂过鸽子，然后，也就这么在美国找到了工作，并且生活了下来。也许，每一个我们那个时候去美国的人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伤心往事，最后也都这样或那样的忍着过去了。他住的地方真破，里间住的房东是个有精神病的香港老太太，他带我和她打招呼的时候，我看见老太太的房间里放满了三十年代电影明星的照片，老太太还拉着我的手送给了我一个日记本。我的同学住在外屋，再往外的走廊里，还有几户人家，大家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卫生间肮脏的可怕，晚上我闭着眼睛忍着脏在那个卫生间里冲了个澡。那天晚上，我的同学睡在地上，我和老高睡在只是放在地上的床垫子上过了一夜，那是我在纽约的第一个晚上。3年后的冬天我又去过一次纽约，但没再那么落魄过。

第二天，一早起来去逛纽约。纽约春天的早上有着非常新鲜的空气，阳光也好，我们住的墨西哥社区虽然到处是垃圾，但天空是湛蓝的，风是清凉的。我的同学在国内本不是个周到的人，到了这里可能是异国他乡遇故知吧，对我们分外的好，请了假陪我们去曼哈顿去自由女神像什么的，我们看着他，都觉得有点辛酸，老高说：老魏真是变了。

在纽约，我们也去了世贸中心，在世贸中心的楼顶上，我真是觉得眩晕，所以没有照像，而一年半后的911，老高拿出他在世贸楼顶上的照片边看边感慨了半天，那个巨大的建筑就在我们面前那样的没了。 在纽约，我们拿最后剩下不多的几十块钱买了两张站票去看了一场音乐剧《猫》，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我敢肯定，老高要不是因为站票的原因，他肯定早睡着了。老高那年的生日应该是在纽约过的。那天，回到老魏的住处，老魏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说是给老高过生日。那天晚上我们都有点喝多了，我们过的多不容易啊，在美国或者在纽约，我们都算个P啊。

那年的5月就那么过去了，我有时候会翻看我们在那个时候的照片，大多数是在纽约和大雾山的。那时候我们还挺年轻的，对生活也没想过太多，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有点茫然但也没想过改变。在那个5月过去没多久的日子里，我的决绝个性就把一切都彻底改变了。

有了房，每天的闲暇时间就是张罗布置我的新家了。沙发和茶几是一个朋友给的，餐桌是一个朋友暂时不用放在我那儿的，床是从别人那儿花70美元买的，其他的小东小西是各种各样的朋友给我凑合起来的，包括落地灯、床头柜和椅子什么的，电视我原来就有，冰箱、烤箱什么的是公寓里面就带的。我把我妈从国内给我带来的床单铺好，把一些小花布蒙在柜子上，自己又购置了一些小物件，布置妥当，这个家真是变得非常生动了。

有了车，我也开始找时间学开车了，Learner Permit很快考过了，路考还需要好好练练。后来的路考有一段很复杂的故事，但基本上，开始的训练无方决定了我后来车开得一直就很糟糕，包括车开的飞快没有风险意识，也包括不会倒趴和平趴，很多时候需要求路人帮忙。我的开车生涯到回国后戛然而止，至今快6年没开过车了，我始终认为我的开车技术很难胜任国内复杂而惊心的交通状况。

那年的4月7日，我亲爱的人终于千里迢迢的从北京来Nashville和我相聚了。前一天，我买了菜买了酒，晚上想了一晚上第二天那个见面的瞬间。下午的时候，我请梁浩博开车带我去机场接老高，那天的飞机连一分钟都没延误，我看着老高懵懵懂懂东看西看的跟着人群从里面出来了。老高又胖了，呵呵，那个深情的拥抱让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从来都没分开过似的。他见了我，最开始的一句话犹在耳边，他说的是：老婆，我可终于是到了。

那个晚上，应该是我做的饭。我能记得的是，我说我现在会做饭了，我炒了四个菜，只记得其中一个是肉炒荷兰豆，其他的记不得了，我还在餐桌上点了蜡烛，铺上了好看的餐垫，我们一起喝了点儿啤酒，我后来还坐在老高腿上两颊绯红的给他讲了很多好玩儿的事情。我记得我问老高：美国好吗？老高说：好。我说：怎么好？老高说：有老婆，有房子，还有车。那一刻，我特别高兴，一切的努力付出都让人觉得特别值得。稍微晚一些的时候，我们一起把老高带来的东西整理整理，他给我带了几件新衣服，还自己带了一个枕头来，呵呵，还有一些书、磁带、光盘，此外，还有我们结婚时一个鞍山的叔叔给他的500美金。

老高来了之后，田纳西的春天也慢慢的来了，天气变得越来越舒适。最开始的时候，老高每天早上陪我去学校，然后自己再回家；后来，我就带老高去实验室一起做试验，还给他在Vandy报名参加了一个专门给留学生家属办的英语班；我也给老高办了信用卡，他特别喜欢，在花钱上老高同学是很有一套的；我们也一起去Vandy的健身中心锻炼身体，晚上有时候会一起去打网球；做饭的任务彻底像从前一样转交给老高了，餐桌上开始花样百出，烤箱用的津津有味，今天鸡翅明天蛋糕的；我们家的周末也经常门庭若市，大家都来吃老高的好手艺。那时候，我们成双结对的进进出出，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本来在一起的这么多年我们就很少红过脸，这漫长分离后的相聚更是把幸福家庭的样板演绎到了极致。

也是在那年4月里，我学会了开车，去过路考的那一天，由于一个黑人胖子的百般刁难没有通过，回家来特别沮丧，车就在门前，但不能开。那个周末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聊天，认识了隔壁的邻居，他是一个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在美国当律师，我们把从国内带来的香烟送给他，他特别喜欢，和我们聊了很久，期间提到路考的遭遇，他让我们星期一再去，一定拿种族歧视来说事儿，如果不成，这个官司他给我们打定了。在美国律师的支持下，我在随后的那个周一好好的给美国人上了一课。那天，到了考试中心，我对他们的工作人员说：请找你们的领导来，我要和他谈一谈，上周五我路考没有通过，你们白纸黑字的的官方原因是说我英语不好听不懂考官的指示，但是，请注意，我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第一，我是Vanderbilt Ph.D. candidate，英语不好之说纯属扯淡；第二，你们考官的狗屁黑人英语美国人也听不懂，她应该回家好好学习学习美国标准话；第三，路考期间，她对我大声嚷嚷，我认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基于这一切，我已经找好了律师，如果你们不妥善解决，我们法庭上见。随后戏剧性的一幕是，考试中心的一个白人领导亲自接见了我，并且立刻路考，虽然我开的歪七扭八，但随即拿到了有效驾照。以致于几个星期后，我陪老高去路考的时候，考试中心的官员仍然面有怯色，很痛快的给老高也办理了驾照。这段故事，后来被我们吹嘘了N遍，快成了当时Vandy中国人圈子里的一段传奇了。

老高当年学车虽然得到了各路朋友的指点，但我一直认为是我教会他的。所以，现在我在副驾驶位置上大呼小叫的时候，老高如果说，你能不能给我闭嘴，我就会说，你忘了你当初学车的笨样儿了。呵呵，不管怎么说，那是多么快乐的2000年的春天啊，那时候的快乐记忆在后来的日子里支撑着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困难重重的时候，一想到总会有一天还会那么无忧无虑的在一起，总能安慰自己面对困难好好努力并且耐心等待了。

那年的3月真好！在一个偶然的午餐上，我跟Chris的太太说：我都有点儿记不得老高长什么样儿了，人当然还是那个人，但样子在脑海里都是模模糊糊的啦。Chris的太太说：Yana，那你一定一定让他赶快来美国。那是我最终给老高打电话让他速来美国的缘起，看起来，我不能就这么等到我毕业再回去，我们也不能再相信那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鬼话了。这个时候，距离我在北京机场回过头去看见站在出关门口里面向我挥手告别的老高已经整整8个月了。

老高的出国手续办得异常顺利。积水潭医院通常给这种老婆在国外的职工半年的探亲假，期间工资停发、晋级延后，如果半年后不归，档案扔到人才管理中心去就是了，很有一点儿“你爱回不回”的意思。签证也很容易就拿到了。剩下的就是攒钱订机票，然后等着一场夫妻团圆的经典场面了。

在那年3月里老高定下4月初到美国后的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开始忙忙碌碌的安排新的生活了，我想给他一个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开始，不想让他最初的美国之行像我那样乱七八糟手足无措。我开始到处寻找我还能支付得起的独立公寓了。我真是住够了学校公寓的那个客厅，每天早上顶着其他两个女同学又洗脸又做饭的噪音使劲再多睡一会儿，每个晚上都忍着困不想在别人还没洗澡没给男朋友打完电话之前回宿舍。公寓找的很辛苦，既想省点儿钱，又不能离学校太远，还希望那是个干净宽敞安静温暖的家。真是找了很久，最后才在Acklen Park Avenue上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公寓，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两层的房子，我们的公寓在一楼，门前有很大的空地，客厅开门出去有一个很僻静的小花园，我们在吃完晚饭后的很多个傍晚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聊天抽烟。公寓里面的布局也很好，宽敞的卧室、独立的餐厅和客厅、设施周全的厨房、很舒适的卫生间。签好租房合同的那个晚上，我在空空如野的客厅的地上坐了很久，虽然寂寞，但想着就要在一起的生活，心里快乐的不能自己。

在3月里，我还买了一辆车，那是一辆95年尼桑Suntra的二手车，是从一个俄罗斯dealer那里买来的。车是漂亮的墨绿色，看起来很新，只是我不会开车，它在我新租的公寓门前停了好一段时间。虽然，我在随后不久的一天里，就发现我被俄罗斯的dealer给骗了，车的mile表是停着的，谁也不知道这个车已经开出去多少里程了，而且车经常在启动冷空调的时候熄火，搞的后来老高在炎热的田纳西盛夏里送外卖都不怎么敢开空调，但我们仍然一直都非常喜欢这台车，它带给我们的绝不止是出行的自由感受，还帮我们在最需要钱的时候解决了工作问题。直到又过了一年，我在高速上出了车祸，这台车彻底报废被拉到破旧汽车回收站后，美国的保险公司还是凭着这台车当年良好的驾驶性能陪给了我4800多元的损失费。

也是在3月里，我结识了后来的好朋友王迈。王迈比我小几岁，妈妈是国内医学界有名的牛人。王迈的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人谈不上漂亮，但极有气质，性格十分凌厉，对形而上的东西极具理想主义色彩，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在Vandy，她是我唯一一个能倾心交谈的人。王迈有一辆崭新的红色KIA的hatchback，我是在一个晚上请她带我去WalMart买东西的路上和她交谈甚欢并一见如故的，回来后，我们在我新租来的公寓里聊天，高兴的不得了。那时候，她还没结婚，男朋友正在澳洲读书，她告诉我她男朋友的职业理想是当fund manager的时候，我还不知道fund manager是什么东东，当时怎么都没想到几年后我会混迹到中国方兴未艾的二级市场中，周围大把大把的无聊的fund manager。回头想，后来我结识的刘颖，王迈最开始的男朋友和后来的老公，正是把我从枯燥无味的基础生命科学带到了喧嚣浮躁的二级市场的那个人。多年以后，我在国贸下面的星巴克再见到刘颖，他问我有个哥们可以转让光大银行的股权，不知道该值多少钱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恍如隔世！

田纳西的冬天非常温和，完全不像多发龙卷风的夏天，路上甚至还有隐约的绿色，大家出门除去厚重的外套后还都是单衣单裤的。在校园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那些日子里，我觉得离那个2月里寒冷的北京越来越遥远了，心对过去不再那么牵挂了，周围的朋友开始多起来，他们也间或着带来这样或那样快乐的时刻，我们都开始融入到身边的生活，那算是我对我无法改变的分离的一种不得已的忽略吧。

那一年的春节是在1月还是在2月我有点记不清了，姑且把那一年的除夕当作是在2月的某一天吧。我们99年同来微生物免疫系的8个人各自邀请了一些朋友，大家在我们的学生公寓里开了个Party。我还用酱油当墨水给大家写了一副新春对联，词儿是曹尚同学编的。大家一起包饺子，除了吃还是吃，笑话不多，但兴致挺高的。那天晚上，我们好像还挤在一起又看了一遍《大话西游》，至尊宝最后和紫霞妹妹的告别在那一年的除夕之夜搞得大家唏嘘不已。在我的记忆中，好像那时候所有男同学的梦中情人都是紫霞妹妹，在一个极度缺少中国单身女性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他们对紫霞仙子那样敢爱敢恨、投怀送抱的漂亮女性出现了集体幻觉，紫霞仙子那一段“我猜到了开始，却没猜到这结局”的深情诀别陪伴着那时候校园中形只影单的男男女女走过了相当一段重要的感情历程，没有紫霞的冬天里的校园，我们靠什么安慰我们自己的心呢？

我的生日在2月的下旬，那一天，给老高打了个电话，不管怎么说，总要和一个人分享一下只对我和我们还有些特殊意义的一天吧。那一年我27岁了，那是一个多么年轻的数字啊。那天晚上，在实验室做试验做到了很晚，快半夜11点的时候，有个叫李晓松的男同学给我打电话，说：Yana，下楼吧，今天是你生日，我来接你，到我家吃蛋糕。他，是不是叫李晓松，我都记不住了；我问老高，你还记得教你学开车的那个Vandy哲学系的男生叫什么名字吗？老高说：好像叫李什么松；我说：我怎么记得叫什么峰呢。所以，姑且叫他“李晓松”吧，不管他叫什么，那是一个在我27岁生日晚上叫我去吃生日蛋糕的人。而其实，关于李晓松，我们是真的在一起玩儿过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了。他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后来来Vanderbilt读哲学系博士，我到Vandy的第一年，他已经在这里读哲学读了快4年了，应该离毕业也不太远了，然而，最后他的选择非常令人意外；一年后，他放弃了哲学系，在外面打工打了一年多，攒了些钱去读Vandy法学院的J.D.了；一切重新开始的活法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我02年离开美国的时候，他好像刚刚勉强安定下来。

那一段时间里，我会经常去李晓松的公寓玩儿，他自己一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所在的社区很混乱。他能读很厚很艰深的英文书，英文写的很棒很流畅；他有很多各种奇怪的美国朋友，他们会在一起说一些关于吸毒之类的古怪话题；他也很懂电影，我就是在他那儿看的《Good Fellas》，那是他喜欢的电影，我看了也非常喜欢。那天晚上，我在李晓松家的客厅了吃了我的生日蛋糕，出门的时候，风有些凛冽，月亮很明亮。我一直在努力回忆，我们在一起都谈了些什么，但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他既不是特别寂寞，也没有特别对我好过，他只是需要述说，还需要一个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的听众；我猜，他以为我听得懂，而实际上，我既心不在焉，也没怎么听懂，直到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是一心一意活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无暇他人的一切的一切。

新年过后，学生就都陆续开学了。我也开始准备申请商学院的MBA Program。现在想起来，那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是我一点儿工作经验都没有，二是我的人又毛头毛脑的，哪里有一点MBA candidate的样子，这一点是我到Vanderbilt Owen Business School去面试的那一天突然意识到的。

我记得Owen School是让我1月20日去面试的。就在去面试的前一天，Chris突然找我，他说：Yana，我听说你想去读商学院了？我心里一惊，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申请学校，去系里给Owen提成绩单，办事的人告诉我的。到了那一刻，我只好如实相告了。Chris特别不理解的问：Yana，Vandrbilt在北京面试的录音带我是仔细听过的，你说过你喜欢科学研究的。我说：Chris，对不起，我改变主意了，我只想要一个better life。Chris说：我不明白你说的better life指的是什么？在美国，就是Bill Gates也得努力工作啊。我说：我没说我不想努力工作，我说的是我想要个better life。而我心里想说的是：我亲爱的Chris，我说我喜欢科学研究那是在撒谎，在撒谎懂吗？对于在北京漂着的我们来说，那不算什么品德败坏，那不过是我们为把握生活机遇付出的心理成本而已，你以为我想撒谎吗？可是我又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

第二天，我穿了一身还算像样的衣服去Owen面试了。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大家都是盛装前往，男的都是穿着丝绸的马甲带着讲究的领带，女的都是穿着一看就是面料极其高档的职业套装。我的自信心在还没进去面试之前就轰然倒塌了。Owen School在2000年前后还能勉强排在美国商学院前10名上下，是美国南部和德克萨斯大学Austin分校齐名的商学院。那一天，在没进去面试之前，我就知道我和Owen School无缘了。

面试后的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来自Owen的婉拒信函，这说明我在第一轮就被踢出局了。后来有个在Owen作RA的中国学生告诉我，我其他的项目分数都还好，就是面试的分数实在太低了，呵呵，这个对我来说虽然有点难以启齿，但真的是一点都不意外啊。

在那儿之后，我是怎么痛苦的劝说我自己好好回到实验室做试验的我都记不清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怎么说，微生物免疫系每个月还能付给我1000多元的奖学金呢，我，总还是要在美国活下去吧。Chris对我的回归表示了极大的宽容，跟我系统的确定了研究方向，鼓励我好好的进行科学研究。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真正潜心做试验的一段日子，我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强的特点表现的尤为突出，跑出来的Vif蛋白电泳带极其漂亮，试验笔记记录的清清楚楚，开周会时给系里的faculty汇报科研成果把他们都讲的点头称是，用周晶的话说：你比那个自以为是的Don强多了。那时候，我是不是稍微快乐一点儿了？我一直都是个爱慕虚荣的人啊。只是，对于遥不可及的未来，我从来没像那个时候那么垂头丧气的向生活妥协过。

那年冬天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了好几个月了。电话是按时打的，邮件是经常发的，也间或写信给国内的亲人。日子过的真平淡，树上好看的叶子都渐渐掉光了；超市和农贸市场都很熟悉了，每周去一次，跟里面的服务员一样熟悉他们的货架了；校园不再显得那么大了，每条小路都走过很多遍，不用去哪里还要先问路了。

有时候周末会去参加教堂的活动，除了好奇，还因为有免费的吃喝。我也有一个美国的first friend，就是当地的家庭和一个国外的学生结交朋友，带我们去他们家里体会一下生活，去吃过几次他们的牛排和土豆泥，每次都撑的不行，实在是太难消化了。也去看过几场football，实在是看不懂，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欢呼雀跃。看过几场难忘的电影，American Beauty真好看，还有《罗生门》和《七武士》，从来没那么震动过，多年以后看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还能想起那天晚上的心情。

12月下旬的时候，期末考试陆续结束了，对我来说，要考的试就剩下GMAT了。12月24日是美国人的圣诞前夜，去一个中国人家里参加了一个Party，真是无聊，满屋子的中国人在厨房里吃自助餐，一大堆中年人在一起谈论的除了小孩读书的事儿还是小孩读书的事儿，我听的都快精神崩溃了。12月30日，周晶开车送我去考GMAT，我说，3个小时之后麻烦你来接我吧。那一天，我考的不好，因为是机考，当时就出成绩了，我连700分都没到，语文部分考的一塌糊涂。从考场出来后，我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等周晶来接我，一直等到天黑，身上也没有电话，想着老高从没让我这么等过，真是都快等哭了，他才和太太过来，他们还要去超市买菜，我也只好跟着去了，我给自己买了很多cookie，我想我得多准备点儿吃的应付这个一定会心里很难过的晚上。

回到公寓后，真安静，两个同住的女生都利用假期去其他州了，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先吃了很多东西，尽量让血液都在胃里，不要流到脑袋里。吃完了之后，我把从国内带来的《鹿鼎记》翻出来，开始从第一页认认真真的看，就是血液流到脑袋里，也最好只流到别人编的故事里去。那一晚，折腾到半夜两点多，才去睡了，在一个不真实的梦境里，我看见了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也记不起来是不是偷偷的哭了，反正那些日子就那么过去了，连同那个以新街口小平房里一个寒冷早晨开始的和以美国中部小城Nashville寂静如死的夜晚结束的1999年。

11月的时候，我从国内带去的那块电子表没电了，那种感觉特别奇怪，好像在和一些光阴告别似的。我去商场里又买了一块表，表盘很大，上面有个非常可爱的Pooh在挠脑袋。那块表我一直带到了三年后回国，皮带磨坏了，中间换过一次，后来实在太旧了，才没有再带。我也开始自己在美国添置一些衣服了，有一条带花边的七分裤一直穿到了现在，当时买回来穿，大家说，在美国还能买到这么小的裤子；呵呵，我的个头儿在美国实在是太小了，只好经常去买童装穿，真是很凄惨。

那时候从美国往国内打电话还很不方便，我们都经常去买一些IP电话卡，10美元能打30分钟，还是挺贵的。我一般一个星期给老高打一次电话，一次一张卡，那感觉好像这一个星期就是为这30分钟活着似的。打电话最后被证明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两个人活在不同的场景里，连白天和黑夜都是正相反的，所以，有那么几次话不投机，说着说着就不高兴了，那时候，要是电话卡里没钱了，电话断了，真是折磨人，有什么话都要等到下星期再说了，不快乐的情绪拖拖拉拉的弥漫在随后一周的时间里。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用MSN，国内上网还很不方便，尤其对老高那种混在北京的穷光蛋来说；当然，说到底，也还是没钱，10美元到底算什么，可以让人忍着不爽过一个星期，也不说再买张卡把话说清楚。

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Chris请我去他家里吃火鸡。那天一直下着雨，大家都回家过节了，我在实验室里等着Chris来接我，心情真是落寞。从实验室下楼，然后从后门出来，有个小平台，几乎总是没什么人。我在那里坐了很久，路面都湿了，雨时急时缓的。后来来了个老乞丐，在我椅子旁边坐了一会儿，跟我聊了会儿天，记不清都说什么了，总之有那么点儿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思。

Chris家是个很普通的小House。他太太看起来很年轻，头发是非常浅的金黄色，Chris对我说，他太太的头发原本应该是栗色的，但是她总是染来染去的，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颜色。Chris有两个小孩儿，大一点儿的那个男孩不论什么时候总抱着一个耳朵特别长的兔子，兔子的腿从来都拖在地板上，走到哪儿拖到哪儿，Chris说，要想洗洗那只兔子，只能在小孩睡觉的时候才能得手；小的那个实在太小了，嘴里还塞着奶嘴呢，吃饭的时候喧闹不已，烦死我了。

不知为什么，从Chris家回来的那个晚上，我的心情特别糟糕，我开始有点不想忍受一个人生活的日子了，“5年”这个漫长的时间段让我没法面对这一天又一天了。我想了一个晚上，换专业的念头一点一点的冒出来，我想，那首先我得考GMAT才能念商学院吧，至于到哪里弄钱去念商学院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在随后的星期六，我给老高打电话，让他给我去新东方买GMAT的资料寄过来，老高说，我怎么记得你走的时候带了一套GMAT的资料去美国呢。晚上回去，翻出箱子来看，果然有一整套GMAT的考试资料在里面；这真是不可思议，好像我早就准备好这一天了，而我又怎么好像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呢。

随后的那些日子里，所有的人都看出我有点心不在焉了。晚上我不再呆在实验室里了，我总去学校的大图书馆复习GMAT，每天回公寓的时间就更晚了，我见不到同寝室的人，她们可能也未必想见到我。我的试验进度也越来越慢，我讨厌做试验，那些艾滋病基因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一段生活在别处的日子，因为有了新的目标，我的心倒是慢慢的平复了，人虽然游离着但显得很有精神，好像又是在北京成天准备出国时候的那个我了。

那时候，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读书和做试验。我们班上有80个学生，因为Vanderbilt是美国南部比较牛逼的贵族学校，所以，班上只有两个黑人，年轻的男女同学一般都体态苗条，长着金黄色的头发，开的车一般都比faculty的车好。那时候，我上课还听不太懂，成天照这老师的幻灯抄笔记，凭着在协和的底子，听不懂也能知道个大概。

在实验室里，我成天呱叽呱叽的和两个中国人说中国话，Chris有一次实在不堪忍受，问我们能不能他在的时候说英文。他这么一说，以后他在的时候，我们就都不说话了，他就问我们，是不是平时我们都在用中国话说他的坏话，所以他让我们讲英文我们就都不吭声了。看在他确实很疑惑的份儿上，我只好告诉他说：Chris，几个中国人之间说英语是很stupid的事情。他很不理解，坚持认为我们在背后讲他的坏话。

那个月里，为了迅速提高英语听力，我买了一台电视，是在WalMart买的，是新的。我还买了耳机，可以不打扰别人每天看到很晚。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回去半夜三更的看电视看到后半夜二三点钟，搞的我早上总是起不来，上课总迟到。

从那个月开始，各门课就开始碌碌续续的分阶段考试了。考试都是开卷的，给大家几道题，各自回家去答。那时候大段大段的写英文真是痛苦啊，我总趴在实验室的桌子上使劲的写，把我认识的不太多的那几个晦涩的英文单词翻来覆去的用了无数遍。批好的考试卷子、分数、还有在班级里的名次都会装在一个密封的袋子里发给大家。头几次，我领到信封，还多少会有些紧张，有那么几次后，我就放心了，几乎每一次，我的分数都是班里的前几名，我没告诉别人，只写邮件告诉了我远在北京的老高，原来听不懂也是可以应付考试的。后来，期中考试全部结束后，Chris对我说：Congratulations，Yana，你的综合分数是系里最高的。我还假装不知道的说：是吗？I never expected that。Brett在旁边听到了，对我说：Yana，像你那么努力考试的，得了第一名也不光荣。我就对他说：你管得着吗，我乐意！

除了上课考试，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在慢慢变化的。我学会自己做饭了。我总是在星期六的时候搭别人的车去famer's marekt买菜，很多在美国的单身男青年也顾不得我是已婚妇女，女同学那么少，你不拉我去，别的男同学也会拉我去。买回来菜，我会在周末一起做出好多来，我最会做的几个菜是扁豆炖土豆、茄子炖土豆、洋葱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还有青椒炒鸡蛋，做好了把菜分别放在几个饭盒里，然后，每天晚上装两个饭盒，第二天带到实验室去，中午和晚上就都在实验室吃了。我也会在每个星期三的早上去校园里的麦当劳买打折的汉堡，2毛9一个，一次买5个，放在冰箱里当早餐吃，麦当劳都愁死了，每星期打折的汉堡都被我们这种中国学生给买去了。

在那一年的秋天里，吃饭的事情解决了，我才开始慢慢的适应了美国生活。闲暇里，我也会去图书馆借带子看电影。图书馆里什么带子都有，而且在图书馆里就可以一人一个电视带耳机看，很方便。我最初的理想是把IMDB上排名前100名的电影都看了，当然，最后没看多少，我就离开Vanderbilt了。

第一次去美国的那趟行程真是曲折。我们同行的去Vanderbilt的5个人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两个女同学，姜芬和李轶，我们在一间Vanderbilt的学生公寓了里共住了半年；三个男同学，春生、雪松和梁浩博，春生后来一直留在美国，娶妻生子，雪松后来转学去了UCLA，梁浩博毕业回了北京，但没过多久又移民澳大利亚了。

我们那趟飞机正常情况应该是先从北京飞上海，再从上海飞洛杉机，然后再转飞Nashville。但是，飞机到了洛杉机就晚点了，我们没赶上去Nashville的飞机，就此在洛杉机机场停留了8个小时，机场发给我们每人5个美金，我们还挺高兴的在洛杉机机场买了肯德基，还在机场外面迎着加州的海风溜达了很长时间；大约晚上的时候，我们坐红眼飞机从美国西部飞到了亚特兰大，飞机飞了4个多小时，飞机上的人都在睡觉，可是我怎么都睡不着；到了亚特兰大是凌晨时分，人开始困倦的不行了；在亚特兰大机场又等了4个多小时，又上了一架飞机，飞机在跑道上折腾了好长时间，最后说飞机有机械故障，让乘客下飞机等待安排；最后再上飞机的时候，我随身拎的拉杆箱都坏了，喜悦情绪殆尽，剩下的全是气极败坏。大约在快到美国中部时间中午的时候，我们才最后到达了Nashville，这个时候，距离离开北京的时间已经30多个小时了，我那时候想，老高正在睡觉呢吧。

系里一个叫Jim的行政秘书开了个Van来接我们，我们大大小小的行李从后备箱一直放到了车顶上。从机场去学校的路上真是一派萧条，美国的天空看起来也没那么蓝，美国的公路看起来也没那么宽阔笔直，美国也有到处乱扔的垃圾，路边是一些破房子，经过downtown的时候有那么几个破楼。那时候，有点迷惑，这就是我抛家舍业、梦寐以求的美国吗？Jim帮我们在学校公寓里安顿好了行李，带我们去一家中国的自助餐厅吃了午饭，然后还带我们去超市了买了些东西，我在超市里捡了一小把菠菜、几个胡萝卜和一盒鸡蛋放在购物篮里，Jim看着我说：Yana，你确定你只吃这一点东西吗？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吃多少东西，我从来都没自己做过饭，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下午回到学生公寓里，我们住的那套公寓有两个一大一下的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经协商，姜芬住在大屋里，李轶住在小屋里，我住在客厅里，我就是想省点儿钱，觉得住在哪里都无所谓。到美国的第三天，我就到SunTrust Bank开了一个账户，把我带来的1200美金存起来了。此后的每一个月里，我的账户上都能多出800多美金，等老高来的第二年的春天，我已经买了一辆4000多美元的二手车，重新租了一室一厅的独立公寓，账户里还剩下几千块钱呢。

折腾了一晚上，我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睡衣穿上了，床单铺上了，被罩罩上了，像框挂好了，杯子、碗、指甲刀什么的各自归位了，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两天没睡觉了，可是我怎么都睡不着，睁着眼睛看着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我去Vanderbilt Medical Center的微生物免疫系报到了。我的老板叫Chris，他的last name我记不住了，他长的瘦瘦的，像欧洲人；实验室里有一个男的中国的技术员，叫周晶，他后来帮了我很多忙；还有一个男的中国博士后，大家都叫他老高，他不怎么搭理我；还有两个美国男学生，高点年级的叫Don，我最讨厌他，最后我和Chirs拍桌子愤然退学也有他的起因；低年级的叫Brett，是个秃顶，美国人秃顶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为奇，Brett人很好，他的女朋友是个摩门教徒，比他高大很多，Brett总是逗我玩儿，我一认真复习功课，他就嘲笑我。所以，我是我们实验室里唯一的女同学，一年之后我离开Vanderbilt，Chris才觉得他在对付中国女同学方面实在缺乏经验。

实验室里有电脑，能上网真好，我收了邮件，老高在邮件里说，他在我离开北京当天的下午就去新东方报名参加GRE的学习班了，并重申了要誓死追随老婆的坚定信念。我给他回了信，让他把GRE班了退了，不要想来美国这个鬼地方了，我一毕了业就回北京去，我可不要呆在这里。只是，那封回信在现在想起来多么幼稚啊，从Vanderbilt的Ph.D. program毕业最少需要5年的时间，5年有多长？1800多个日日夜夜能发生多少事情？5年之后我们都是谁和谁啊？

后来，就开学了。那时候正是美国中部的秋天，天气凉爽宜人，校园里的叶子有的变黄了有的变红了。校园里是各种各样陌生的面孔，穿梭往来，白人多，黑人少，中国人随处可见。我，还不会开车，只在公寓、教室和实验室之间来来往往，早上去了教室后，晚上几乎每天都是半夜才从实验室出来。走在校园秋天夜里的小路上，大多数时候是懵懵懂懂的，但有时，会非常的想家……。

99年8月的北京异常炎热，最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手里握着一张去美国田纳西Nashville的联程机票，既期待着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也不怎么敢正视即将到来的漫长分离。

到99年8月的时候，我和老高在新街口板条头条的胡同里整整住满了一年时间。在8月里，我们白住了房东10多天的房子，没交房费就离开了。走的那一天，我们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把冰箱和电脑搬到了老高医院发的只有4、5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把热水器送给了一个朋友，然后把钥匙留在屋子里，带上门离开了。那之后，我们再也没回去过那里。有时候，路经积水潭医院的后门，也走过那条路，但好像再无什么瓜葛了。

老高的单身宿舍实在太小了，怎么都装不下一对儿夫妇，所以，在我去美国的前几天，我们还是借了朋友在牡丹园一处两室一厅的房子来住，总希望最后在一起的几天里过的好一点儿。老高要去献血，所以把献血后医院要给的几天假期提前给休了。后来，老高跟我说，我走了之后，他去医院献血，被哥们儿挤兑了，说，你丫老婆都去美国了，血还能用吗？呵呵。

关于出国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记忆全无，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们怎么在那个晚上安慰自己浑然入睡的；这使我相信，人不必害怕什么，所有的不快乐的时刻最后都能过去。

第二天一早去机场，两个大箱子塞的满满的，我几乎把我所有的喜欢的东西都塞在箱子里要带去美国，包括两只漂亮的红色的瓷碗和我喜欢的照片和像框。那两只碗有一只在美国打碎了，剩下的一只我在三年后回国的时候装在箱子里带回来了，朋友都不理解，我说这是一定要带回去的；为了把这些当年千里迢迢带来美国的小物件再带回去，不得不扔掉了好几条我特别喜欢的牛仔裤，当然，那都是后话了。

99年8月去美国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有点害怕，我跟老高说，你出去后，看到我的飞机起飞了再走啊。后来，等我到了美国的几天后，收到了老高的邮件，他说：老婆，我出去后，一直都没走，但是飞机起飞了一架又一架，我实在分不出来哪一架是你坐的飞机，等了20多分钟，我想你的飞机应该起飞了吧，我就回去了。呵呵，那时候，我们还多么年轻啊。他在邮件里没写的一些事情我后来也隐约知道了，老高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想着老婆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还是自己伤心的哭了。而我，在那个明晃晃的北京夏天的上午，应该是内心满怀喜悦的飞向了美国。

关于99年到02年的那三年，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昨天晚上，我怎么都睡不着，想起那几年的生活，虽然场景还历历在目，但那些具体的日子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是哪一天了，那些具体的街道我怎么都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还有学校里的宿舍楼、工作的办公楼也只残留影像，没有对应的名字。人，还依稀记得，但就是那么几个人，他们的朋友，他们朋友的朋友，虽然在一起玩儿过，但我也都记不起来他们的名字了。这段记忆和从前的那几年那么不同，好像我从来没想好好过过，希望日子能飞一样的过去。

但，那三年仍然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三年。那三年走过去，心终于是安定了，梦想褪去不现实的色彩，知道怎么真实的过日子了。那三年里有过几次刻骨铭心的分别和相聚，从此，再遇到什么事情，知道珍惜身边的人，是这个人分担了我那么多的不快乐，那么多的茫然若失和那么多那么多的日常琐事。这些琐事可能和无聊的钱有关，也可能和没什么用的读书考试有关，也还会和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有关，没有爱，这些都会变成感情的恶梦，而对于我们，终于都轻轻的抛在身后，成为一段不太清晰的美国往事了。

因此，动笔想写，希望没有哪一段日子因为平庸无聊而变为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