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11月份天气冷得特别早。在沈阳，一般11月5号就来暖气了，标志着中国东北地区进入了长达6个月的寒冷冬天。在我的记忆里，沈阳的冬天总是晴朗而干燥的，天空湛蓝，空气里总冒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学校的西门有个山西的刀削面铺子，经过最初的通货膨胀，那时的山西刀削面卖4元钱一份，用荤油大火爆炒，可以选择加鸡蛋还是加肉。我总是在心情阴郁的时候去那个铺子吃加鸡蛋的刀削面，然后加醋加辣子，吭哧吭哧的爆吃一顿，连个渣儿都不剩。我那时又胖又爱吃，为自己旺盛的食欲恼火不已，现在我不胖也没什么食欲，成天跟土匪二号切磋怎么能刺激一下对美食的基本兴趣。很多年后，我回沈阳时，特意去拜访了一下那个山西刀削面的铺子，但那条街早动迁了，在沈阳市政府大搞城市美化的过程中消声匿迹了。我唏嘘不已，土匪二号说那刀削面就跟有个相声里说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差不多，有那么好吃嘛？我说，你懂个屁，就是好吃。土匪二号又说，我也不是没吃过。我说，你吃过个屁，你那时候懂什么叫心情阴郁嘛，不懂，就别跟我提你吃过刀削面。显然，那时候的刀削面之于我，就跟现在百忧解之于众多社会精英差不多。那时候就是没钱，不然我在那个茫然迷失的92年的冬天得天天去吃加醋加辣子的山西刀削面。

 

我记不清是什么事情把我在我最喜欢的沈阳的冬天里搞的心情郁闷、烦躁不安。但我敢肯定，就是在那个冬天，我开始痛恨8个女人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我开始痛恨挤在学校的澡堂子里和其他女人抢淋浴喷头，我开始痛恨每天拎着个暖水瓶到我一进去眼镜就上哈气的热水房里打开水～～。我就差在给美院附中的信里写：亲爱的，带我走吧。我没写，是怕美院附中意气用事从北京跑回沈阳，然后真把我给带走了，那我从此就没法回家看我爸我妈了。

 

就这样，终于，在一个我爆吃过山西刀削面的夜晚，我走在回学校的路上，忍不住偷偷的哭了。那夜的风真冷，直到我回到宿舍，钻进被窝，听见其他7个女人入睡后均匀的呼吸声渐次想起后，还是觉得冷。

 

92年秋天到来的时候，我开始大量阅读我曾经非常陌生的一类文学作品。这些书真实的改变了我的生活，彻底带我从物质层面的痞子意识进入了精神层面的另类世界。从那时候起，我离了我爸我妈心中的好孩子作风越来越远，并且再没有回头，时而狂奔、时而小跑的奔着我心中的圣地去了。

 

这么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两本小说还是我在92年10月读的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美院附中从他们美院图书馆借来的，书背面印着的“内部发行”四个字显得非常神秘。我看完后，拒绝给美院附中寄回去，一直据为己有，坚决不肯还给图书馆。多年后，当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成为青年人的时尚时，这本书摆得满大街都是，在当当网上雄踞了数月最畅销小说，看来我只不过是提前了10多年媚俗而已，终究是俗人一个。而在当时，我用“萨宾娜”的行为处事、用“萨宾娜”的腔调说话时，显得极为另类，也是从那时起，我离优秀团员的境界越来越远，当然，我也再没有为没评上优秀团员而羞愧难受过。那个时候，我把托马斯和特丽莎的爱情生活铭记在心，并且把他们生命历程中最后一段的村野生活和他们生命尽头里最后一夜在小酒馆中的翩然起舞看成浪漫爱情的最高境界。甚至，我认为，我现在养狗都是受托马斯和特丽莎养了卡列宁的影响，特丽莎给弥留之际的卡列宁喂面包圈的一幕在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来，仍然令我怦然心动。

 

后来，我还读了卢梭的《忏悔录》、杜拉丝的《情人》和米勒的《北回归线》，我都喜欢，并且极其陶醉。最后，这次不务正业的课外阅读到了《追忆似水年华》和《尤里西斯》嘎然而止，因为，我发现，我就是拿出读病理生理学的劲头儿读这两本书也读不懂，最终放弃，并再未重读。但经过那一个多月的我，变得眼神迷离，浑身散发着文学青年的酸臭气，见人就讲“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深邃哲学。在大约一年后的日子里，随着欧美电影在校园里日渐风行，我把我喜欢的大部分小说的改编电影又都看过之后，我才渐渐回过神儿来，终于从走火入魔的险境中回来了。很多年后，我问土匪二号关于我那些日子的诸多表现时，土匪二号非常婉转的对我说：没什么，年轻嘛，谁没有点儿狂躁型抑郁症的表现啊。呵呵，就是，那时我如醉如痴的在我的虚幻世界中狂躁并抑郁着，但终归，我曾经像萨宾娜那样在读到托马斯留给她的信时看着远处淡蓝色的天际黯然心碎、潸然泪下，那就是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吧。

 

 

大二的生活就这样在92年的9月开始了。刚开学不久，我拿到了每个月30元的第一笔一等奖学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中国在92年的下半年开始了一轮严重的通货膨胀，学校食堂一两粮票的换算价格先从原来的4分钱涨到了6分钱，又从6分钱涨到了8分钱，后来，粮票被取消了，馒头变成2毛钱一个了，别以为我们不明白，那不就是一两粮票又涨到了1毛钱了嘛。当然，伴随馒头涨价的同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从80元涨到了150元还是不够用。我增加了我家教的时间，并极其强横的标榜自己的教育能力，让各位家长尽快涨钱，至少要与时俱进的达到每小时7.5元的价格。

 

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钱可真是个好东西啊，并且发现太原街出现了个左丹奴，虽然衣服是真贵，但穿在身上就是不一样。多年以后，我在家里收拾土匪二号的破衣服时，发现了他当年拿他整个月的生活费买的一件左丹奴的T恤衫，那时的我们都是怎样的节衣缩食的补给我们那个年代所缺少的名牌意识啊！多年以后，我在国贸地下商场看上了一件名牌女式上衣，土匪二号特别失望的对我说：拜托，你穿上这件衣服，怎么看都像假货，你能不能下次不穿你的运动鞋来逛商场啊。我靠，这么多年了，我真的还是那么土吗，竟然还是穿着真名牌却像穿着伪冒产品。我一直都认为，那是我当年当穷学生的时候经常疯狂购买假名牌的作风令土匪二号难以释怀，并形成了他日后对我先入为主的印象。当然，从92年的那个9月之后，我又度过了10个当穷学生的年头，最终确立了我确实比较土的基本事实。

 

9月底的时候，年级开始评选优秀团员，并且非常恶毒的采取背靠背的形式，就是大家在评选你的时候，请你出去，然后大家有仇报仇、有怨抱怨的将你评论一番，并举手表决你是否能被光荣的评为优秀团员。那一次，我非常羞愧的看到我不但没有被评为优秀团员，还被大家历数了多条恶行，其中包括不热爱劳动、不团结同学和存在自私自利的若干行为。我当时内心倍受打击，在随后全班同学去千山旅游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没有去。那个星期天，我没回家，大家都去千山了，我坐在空荡荡的宿舍里想了很久，但我还是鼓不起劳动热情，并且对团结同学缺乏基本认识。我给美院附中写了封信，然后爆吃了两个馒头，躺在床上睡觉去了。等我醒来时，我肯定了自己不存在自私自利的行为，并且对热爱劳动和团结同学嗤之以鼻。由于我当年独来独往的个性，我和土匪二号的相知相爱至少向后推迟了3年时间。直到大五时，我因为旷课数量巨大，在期办老师组织的个人批斗会上，土匪二号才看到了我纯真、坚持和率性而为的性格特点，并深深沉醉，从此踏上了为我鞍前马后、照顾我起居饮食、成家后又当老公又当爹的艰辛历程。

回到沈阳后，我又从北京街头的小痞子变回了原来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好像还是好孩子的成分多一些，对小痞子的世界充其量是怀有好奇而略微尝试一下而已，至少我在暑假里还天天按时起床，朗读英语，阅读世界名著什么的。我也在努力回忆我是怎么就从一个具有革命优良品质、充满了强烈虚荣心的好孩子最后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口吐脏话、抽烟喝酒的成年痞子的，但那些回忆是断断续续的，是真实和幻觉相互混杂的一个又一个片断。时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不经意间垒砌起的一桩桩小事件可以把一个人改变的面目全非。

 

那年的暑假，美院附中收到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了中国美术界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我送了他一块飞亚达的棕色皮带的石英表以示祝贺。两年后，美院附中在一次跟他哥们的宿醉后把这块手表给丢了，成为我们最终分手的一个强烈的暗号。

 

那年的暑假，我看了很多美院附中送给我的画册，还有板有眼的读了《凡高传》，开始能够识别各种画派，并且如醉如痴的热爱凡高在出现了精神病症状后的晚期作品。11年后大雪纷飞的冬天，我在纽约大都市博物馆买了一张凡高《夜晚中的酒馆》的张贴画，千里迢迢的带回来贴在我的书桌前。在那幅画前，我每一抬头看见那浓墨重彩的小酒馆的昏黄灯光时，就欲罢不能的想回到从前。

 

那年的暑假，我和美院附中的恋爱谈得如火如荼，我认识了他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朋友，并且在他的怂恿下开始穿牛仔裤、带蛤蟆镜、还说些似是而非的只有美术小青年儿才说的圈内话儿。那是个我曾经非常陌生的世界，但那种陌生劲儿极具光环效应，吸引着我离开了原来我以为是对的世界，进入了原来我以为是错的世界里。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鄙夷我一年前的诸多想法，并义无反顾的改变着我从前的世界观。

 

经过了3天昏天暗地的医学基础课考试后，我们在7月炎热的阳光里自由了。很多年以后，我读到冯唐《万物生长》中关于他在协和人体解剖课考试前把10个脚趾关节的英文单词很生猛的记住，然后在拿到卷纸之后立马儿先找到填空，如酒后呕吐般的把10个英文单词添上去的章节时，我会心微笑，因为，我也是硬生生的吞了10个脚趾关节的英文单词，然后呕吐成功，如释重负。当然，除了10个脚趾关节外，我还生吞了大脑灰质中的N个神经核团的英文单词，但由于没在卷纸上找到相关试题，就他妈的算白恶心了一回，没呕吐成功。

 

那年的7月，我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北京在我眼前时，我激动的像当年的红卫兵看到了天安门一样。我一直喜欢北京，就是在若干年后，我成天灰头土脸的骑个破自行车往返于新街口板条头条和协和医院，穿梭于正在扩建的暴土扬尘的平安大街和盖了半截就盖不下去的东方广场时，我仍然喜欢北京。很多年后，我在微微泛起的夜色中慢步走在长安街从西向东的人行道上，我才知道，我喜欢北京是因为那是我去过的第一个陌生的城市。曾经，在这个城市里，除了美院附中，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陶醉于恣意妄为的自由中，我穿着大布衫子和一条破短裤，趿拉着一双破拖鞋，满怀我高贵的精神世界为所欲为。那个夏天，我坐在故宫城墙外的夜色中抽烟，我跑到东单小胡同的酒馆里宿醉不归，我还挤到美院附中的宿舍里睡在他的上铺不肯离去。当然，在白天的阳光里，我基本还装成好孩子多情的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历史文化，我去了长城、去了故宫、去了颐和园、也去了天坛。但在我登上北去的列车回沈阳的夜里，我特别清楚的知道，在北京，我最流连忘返的还是那个在夜色中像个小痞子一样快活着的我自己。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每年数次往返于北京和沈阳之间，每当我在沈阳的校园里迷失的时候，我都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或者春天、或者夏天、或者秋天、或者冬天的夜晚里去找回我自己。在随后的第3个北京夏天的一个夜里，我和我的美院附中深情告白、告别我们的初恋时，我对美院附中曾经带给我的美轮美奂的北京夜色中的精神世界仍然心存感念。如果没有他，我现在在公司里肯定是优秀员工，而且在30多岁后仍然充满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但我一定不知道我是谁，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快乐和我的爱能怎样的忘我和自由。

 

 

那年6月，由于我爱表现、爱兴奋而且表情比较夸张的特点，我被期办老师光荣的任命为学生会的文艺部干事。学生会的一般编制是一个学生会主席，一个副主席，下设学习部、文艺部、生活部、宣传部和体育部，各个部配一个部长、一个副部长和一个干事。虽说干事的官儿不大，但那也光荣啊。我特别喜欢在期办办公室门前的黑板上写开会通知，召集各班的班长来开会的感觉－－让你来你就得来，让你几点来你就得几点来。开会时，我往副部长旁边一坐，就一个字－－“牛”！凭着对这种感觉的热爱，我兢兢业业的工作，很快提升到文艺部部长的位置，并在一年后非常成功的举办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文艺汇演，进而当上了学生会副主席。那是我官运最亨通的几年，而从那以后，我管的人再没超过一个。现在，我在家管土匪二号，我也想管我的狗，但她不听我的；而在公司，我好像只能管管我自己。

 

也是那年6月，我开始写札记了，我有一个厚厚的蓝色硬皮儿的笔记本，我忘了那是谁送给我的本子了，但本子很好看，非常仿古。我已经多年没有翻看我当年写的那些破东西了，都是一些比较煽情的浪漫散文，比如什么《相思风雨中》之类就着歌词儿半抄袭的作品。那时，我认识一个在学校广播站工作的小兄弟，上完晚自习，我就跑广播站去，深更半夜的朗读我的散文，并且用肯尼.金的萨克思风音乐做背景录了两盘录音带。我还非常忘情的把录音带翻录后寄给了我的男朋友，他感动的一塌糊涂，好像那些煽情的散文都是念给他听的，他在电话里和挂号信里都表达了他为此要对我坚贞不二的决心。

 

多年后的深更半夜里，我有时也会拿出我当年的劲头非常煽情的写报告。为此，我就是凌晨四点写完报告，也不敢关电脑，通常的做法是，我会在早上醒来后再重新阅读一下我前一天夜里写的东西，去掉其中的煽情成分才敢发表。即使这样，我的报告里仍然时不时的闪烁着我当年的浪漫主义精神，并且时不时的流露出我比较天真的投资哲学。

 

 

 

 

 

5月真是个寂寞的季节啊。五一的两天假期后，我又一个人回到了学校。校园里的花一处一处的开着，粉白色的桃花开得最有声有色，并且极其灿烂。大概是10多年后的一个5月2日的清晨，我和土匪二号回沈阳时去看望我们曾经在5月里寂寞而又烂漫的校园。我们俩走到礼堂刻着医大校歌的大理石前，怎么都想不起来我们当年的校歌是什么腔调了，我们俩极其煽情的、歪七扭八的看着词儿在那儿瞎唱了两遍。那一刻，我才明白，在桃花开得最盛的5月里，我们都不再是从前的我们了。我们以为我们会永远铭记的东西也许正在悄悄忘却，而我们以为不经意的一些小事却是那么明确无误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在5月里越来越明朗的春色中，土匪二号鼓起勇气组织我们去红旗广场旁边的八一剧场学习交谊舞。我们每个人交10元钱，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的老大爷教我们。我们中午一下课，就三五成群的往八一剧场急驰而去。那时候跳交谊舞的曲子特别振奋人心，好像总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们先是男的抱着男的、女的抱着女的跳；接着一小部分男的抱着女的跳，一小部分男的没女的可抱、就什么也不抱自己跳。那时候，我亲眼目睹过土匪二号怀抱空气在那儿有板有眼的忘情跳舞。很多年后的饭桌上，我一提这事儿，从不跟我急的土匪二号就急得跟什么似的，并且揭发我当年跟陌生帅哥眉来眼去的越轨行为。而对于我，在所有关于去学交谊舞的那些个日子里，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我曾经眉来眼去的那个帅哥的一切，我一直怀疑，土匪二号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而杜撰了故事的大部分情节。

 

我们在那年的5月底租了学校的体育馆，拎着我们班集体买的四喇叭录音机开了一次交易舞会。体育馆的天棚特别高，所以夜色中的日光灯管显得并不那么刺眼，大家在尘土飞扬的体育馆里跳得志得意满，情绪高涨。我特别清楚的记得我当时穿了一个紫色的毛衣和黑格子的薄呢子长裙，虽然我看不见自己的脸，但不知道为什么，回想起那晚的情形，我从来都是看见我自己满脸通红，表情夸张的跳了一曲又一曲，充分显示出了过人的体力和精神气儿。

 

那晚散场后，我跟着我们班的男同学，抱着插线板和音箱往宿舍走。渐渐的，我落在了那些男孩儿的后面，我看见他们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身影，好像看到了他们走到了未来的岁月里，他们找到了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女孩儿们，拉起了她们的手，然后各自消散不见了。那个晚上，我想我的男朋友，我想他在我身边，我想和他在月光下跳舞，一直跳到天明。

 

 

那年4月的某一个早上，我上铺的胖子比平时早起来半个小时，然后抹扯抹扯脸就出去了，二十分钟后又满脸通红的汗津津的回来了。这一天，寝室里这个唯一比我胖的姐妹把我带上了历时数年的晨练生涯。从那一天起之后的大多数在学校的日子里，我早上都出去跑个2000米，就是围着学校操场跑5圈。那几年的晨练生涯奠定了我后来在所有集体中都显得体格格外健壮的有力基础。刚从美国回来的那些日子里，我周围的同事都坚信我是吃美国牛排吃出来的，我的主要表现就是三九天，在办公室里就穿一短袖；后来，诸多美国回来的兄弟姐妹相继出现体力不支的时候，他们都对我的一贯表现极为不解。而只有我知道，可能土匪二号也知道，那是我当年跟着我上铺的胖子苦练内功时打下的好底子。

 

大概那年4月中旬的时候，我攒了点钱，配了副劣质隐形眼镜。带上后，看远处，清楚；看近处，双影。双影我也带，带隐形说明咱时髦前卫懂潮流。结果，双着影看细胞生物学影印版的英文教材看了两个月，眼镜度数两边各长了200度。看来，时髦前卫懂潮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对这次代价的理解使我从此彻底放弃了外在的前卫需求，以至于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坚持穿着运动服牛仔裤去出没于白领云集的国贸写字楼。我算是明白了，舒服是真的，只要能干活，老板才不管你看起来有多土呢，我当然就更不在乎了。

 

快到五一前的一个晚上，美院附中从学校偷偷提前跑回来看我了。他送了我一件小日本生产的灰绿色上衣，带着我在沈阳夜晚的街道中四处游荡，我们也在沈阳春天的风沙里说些若有若无的你情我爱。那时候的每一天不像现在过去得那么快，那时候的每一天都是分得出清晨、上午、中午、下午、黄昏和夜晚的不同气息，而现在的每一天，我基本只有在下班的班车上发呆时才稍许感受到一些闲散的时光。

那年的3月1号，我们就又开学了。

 

我新找的家教学生是我初中同学，当年不好好学习，但会画画，初中毕业就去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了。他那时的愤青迹象已经初步呈现，但骨子里还是有理想的好孩子，要努力学英语，成为新一代德智体英兼备的中国美术界的优秀新青年。我教他英语，他每小时给我10块钱，反正他家有钱，我高兴。

 

教了一次后，我步行去他家改成了他拿自行车驮我去他家；教了两次后，我在家里吃饱了他再驮我去他家改成了我们找个小饭店共同吃饱后他再驮我去他家；教了三次后，上课内容基本就和英语没关系了，基本上属于初中生活回忆思维发散会；教了四次后，我们就不在他家上课了，我们基本上就是先在闹市区的商店里上会儿课，再在小饭店里上会儿课，最后在我家门口溜达一圈作为上课结束。第五次就没了，我们都匆匆忙忙的开学了。那天晚上他坐火车去了北京，我特别怅然若失的发了会儿呆，然后写了个减肥计划，从此踏上了持续了十多年的减肥道路。

 

3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挂号信，我的名字写在收发室门外的小黑板上。那是我这辈子里收到的第一封挂号信，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挂号信，挂号信和平信有什么区别。那封挂号信的信封没什么特别，就是贴的邮票比别的信多一点；打开信，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两张纸，稀疏的写了些废话，基本不知所云。从那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我每个星期都收到两封来自北京中央美院附中的挂号信；从那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收发室的老大妈每次把信给我时都极其暧昧的冲我笑，当然，也是这位暧昧的老大妈，最终见证了挂号信的中断和我失去的那一份来得莫名其妙，走得轰轰烈烈的初恋。

 

3月份，我们正式进入医学基础课的学习阶段－－细胞生物学、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从精神上来说，那是我们在医学院里最痛苦的一个学期，因为，从那以后，男人女人都不再神秘，这个世界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都不过是一些化学反应和电反射而已，顶多再复杂点儿，就是物质和其特定受体的抱团儿反应，就跟某个男人看上了某一个特定的女人，发生了N多次反应后，从此改变了这个世界是一回事。

 

 

 

 

 

2月份过春节，也是沈阳最冷的时候。那时，我奶还活着，我奶给了我50元压岁钱。

 

后来，有个中年妇女求我妈帮她找个人教她儿子学数学，我就去当家教了。当时家教一个小时5元钱，一般一次2个小时，每次讲完那中年妇女就给我10元钱。我爱去当家教，我爱那种每次拿了10元钱，穿上鞋，然后走在大街上的感觉。我有时候，会拿其中的一元或两元钱给我弟买个小食品什么的，有时是薯片，有时是手指饼。我弟比我小5岁，性格内向，但吃了我的东西仍然能看见脸上的喜悦，我就爱看他这种表情，显得不像他后来那么六亲不认、忘恩负义的德行。

 

那个2月，我上了8次家教课，拿了80元钱，买了十好几元的小食品，然后满足得不得了。从那个2月以后，我就再没管我妈我爸要过一分钱。99年我去美国之前，我妈给了我3万元，全交了培养费，后来，我还了我妈4000美金。

 

那个2月，我给自己搞了个银行帐户，我第一笔存了30元。我想，就是开学了，我早上吃一个馒头，就一块豆腐乳，喝一碗粥；我中午吃三两米饭，买个荤菜；我晚上再吃个馒头，再整个素的，一天有两块五、一个月有七十五就够了。我的心就从那个时候自由了。我不管我妈我爸要钱，我妈我爸就再也管不了我了。就是后来，我把我男朋友带回家或者夜不归宿，我妈我爸好像也再没过说什么。

 

那个2月的最后几天，我又给我自己找了一份家教，结果英语没教成，交了个男朋友出来，牵着手一走走过了四年。

92年在我的记忆中非常的不同寻常。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北京，92年的7月我去北京看我的第2个男朋友。那一年，北京特别美，在后来那么多年的北京的春夏秋冬里，再也没有那么美的夏天了。

 

1月份上旬就是考试季节了，一般从1月3日开考，考到1月7、8日，然后就放寒假了。我英语不好，高数不好，体育也不好，但是，革命史背得好。就是从革命史以后，我的记忆才能在背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中发挥到了极至。有一年，呼吸内科考试，几天后，老师找我们班长问：谁是小孙同学啊？班长心里一惊啊，心想：这哥们是不是又旷课了？老师说：邪门啊，怎么答案跟我的标准答案一摸一样啊？哼哼，没办法，把老师的笔记背得一个字不差是我的强项，不怕标准答案长，就怕没标准答案。

 

那一年1月10日后，大家开始纷纷离校了。宿舍格外的冷清。沈阳的冬天总是晴朗着，干冷干冷的，大多数时候，窗子上都是厚厚的霜。我背了个包，拎着我的柳条包回家了。

 

在1月的某一天，我远方的男朋友回来了。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特别假模假式的用书面语言说话。多年后，大家经常说“别拿肉麻当好笑”时，我就想起我那个拿肉麻当纯情的冬天。当时，我总穿着我妈给我织的拧着大麻花的红毛衣，里面衬衣的领子脏巴拉及的往外翻着，还总穿一条深蓝色的脚蹬裤，大腿那儿紧绷绷的，一穿就是一寒假。

 

那之后的几天里，我看了些不着边际的小说，然后就蹬着自行车往我男朋友家去了。见了面，又说了不少书面语言，然后，我就知道，那封信开始的恋爱终于又以书面语言结束了。因为，我一看见那张脸，我的口语化功能就丧失了，想到我后半生要用书面语言炒菜做饭，我最终退却了。

 

很多年后，我每一次邂逅我的第一个男朋友，这个条件反射都没有改变。在他面前，我从不是我，我是那个在我接到第一封来自清华的信时立马儿晕倒了的女生。而此后的那么多个日子中，我再也没有在读信时轰然晕倒，我只有在一个又一个分离或相聚的瞬间了不能保持清醒。

冬天来的时候，我们学校特别恶心的组织大家早上起来跑圈锻炼。每天跑圈的时候，学校操场的大喇叭里都放着王杰的《堕落天使》，或者是郑智化的《星星点灯》，搞得我跑步节奏这么多年来都是快二拍，还边跑边哼哼。若干年后，我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边开车边听《堕落天使》的时候，踩油门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跟当年跑步似的。

 

那年12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班进行了一次班委改选。当时军训时期期办老师指派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受到了大家一致抨击。当然，我很有激情的跃跃欲试了好几回，我也没被选进新班委，倒是土匪二号当了班长，从此全班匪气十足，用现在的话说，全班同学都贼酷贼酷的，而且一酷就酷到了毕业。

 

到了12月底，开新年晚会什么的，我就记得我特兴奋的到沈阳联营公司买了一件红运动服，套头的、挺肥的那种，还跟同宿舍的女同学排练那个亚运会会歌，好像叫“心手相连”什么的，反正最后一个造型就是大家手拉着手，还举着晃了好几下。开晚会那天，我们女生都浓妆艳抹、男生都衬衫领带的，现在看照片，特惨不忍睹，但那么多年前的照片现在还带着当时的幸福和陶醉，用手摸摸都觉得热烘烘的。

 

12月31日那个寒冷的夜里，我画着浓眉、涂着艳丽的口红喝得两颊微熏，但我仍然特别清醒的想着我远方的男朋友，我想：快要放寒假了，你可以回来了吧。就这样，91年就悄悄的从夏末走到了寒冬，剩下特别凛冽的风带我看到了92年第一天早上微微泛起的清晨。

 

 

11月的沈阳，天气就很凉了，开始穿衬衣衬裤了。那时候，好像卫生条件没现在这么好，到了秋天，一般一个星期洗一个澡，一个星期换一身衣服。那时候，好像也没现在这么多衣服，我爸给了我一个柳条包，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

 

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一星期休一天。我们每天上八节课，上午四节、下午四节，一上上到星期六。每天上午都是英语课。那个教我们的老师叫韩小华，长得特像《射雕英雄转》里江南七怪里的那个七妹，挺漂亮，就是老了点，但有风姿。她一个人带着儿子，老公在美国；她英语口语级差，但据说带的班考四六级每年都巨牛无比。第二年5月我们班考四级，竟然有3个妹妹考了100分，全班的平均分94.7；第二年12月我们班考六级，几乎全班通过，一大堆95－99分的牛人。第三年，韩小华老师带着她的儿子远赴美国，音信全无；第四年，有人突然提起她，说：“韩老师在美国得了乳腺癌了”，就在那一刻，我特别有物是人非的感觉。

 

那时候，我们学校食堂的馒头还得用粮票买，4分钱换一两粮票，每个月只能换28斤，一个馒头二两粮票。男生不够吃，找我们女生换；也有个别比较健壮的女生也不够吃，找吃得比较少的女生换。我那时候虽然健壮，但基本还属于往外换粮票的，一顿能吃一个馒头，但也就一半饱。现在，我高兴时能吃一个馒头，不高兴时半个都吃不下，再也回不到那个吃馒头就豆腐乳都能吃得打嗝胀气的91年的秋天了。

 

 

开学。

 

第一年，不学医学基础课，只学英语、高数和中国革命史，当然还有体育课。现在都说“英语强奸了中国人民”，其实英语当年意淫了无数像我这样的好孩子。英语开板就考试，有两个帅哥还没上课呢就给淘汰了。老师找我谈话：知道不，小孙同学，如果再淘汰两个，你现在就不在这坐着了。我靠，如果当时真的多淘汰两个，就没有我后来这个搞得班里翻天覆地的“不良份子”了。

 

英语是好东东啊。那时听美国之音Special English的短篇故事，听得我如醉如痴。那时候的很多夜晚，都是听着美妙的男低音讲英语故事睡着的。那时的故事怎么那么好啊，后来，我在协和的图书馆里找到了那些故事的母带，我录了十盘Sony的录音带，但再没听过；再后来，经历了无数次的搬家，终于什么都没剩下。现在偶尔我还拿故事里的关键词google一下，看看有没有CD产品，但我再也没找到那些故事。我还能记得的就是那里面的第一个故事--Extra Paper, Evening Paper,一个中年男人让他老婆去买报纸，他老婆突然大发雷霆，开始控诉婚后的无聊生活，那个中年男人就出去自己买报纸，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然后就坐了船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就再也没有邂逅那个下着雨的黄昏。。。

 

没过多久，我爱上了英文歌曲，那时候听“Endless Love"，听得我神魂颠倒、精神恍惚，成天如有天籁绕梁三日、经久不散。。。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封从清华寄来的信。

 

没过多久，我就开始了大学的恋爱生活。像大多数长得比较胖、体格比较健壮的年轻女性一样，当时的我对爱情生活充满着极有革命高度的精神向往。

 

 

 

 

91年时，我才18，一转眼，都1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年轻啊，体格好，长得胖，成天脸都红彤彤的。那时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天，高考完等着上大学了。那时候，有理想，要不怎么说年轻呢，想着怎么上了大学后积极入党呢。

 

后来，就开学了，我报道得早，想早点去宿舍占个下铺，结果期办老师都把床位给分好了，我住一个胖子下面。胖子报道的晚，军训开始前一天晚上才到。后来的后来，胖子在大学快要结束的那一年春天，体重暴跌，想她在美国的男朋友想的，人倒是漂亮了很多；后来的后来，胖子跟她在美国的男朋友团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的后来，我想起睡在我上铺的胖子的时候，她的脸特别模糊，我怎么就忘了她的样子呢？

 

我在开学后，度过了漫长的三天，还得说，那时候真有理想啊，成天盼着军训开始。我们军训就在校内，在那个光秃秃的大操场上，傻巴拉几的站成一排一排的，还唱些像“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之类的革命歌曲，我若干年后作愤青时，大家都夸我抗日歌曲唱得好，词儿记得准。

 

我班有位男同学，鞍山来的，也是一胖子，发的军装扣不上扣，怎么看都像土匪，不像土匪头子，像土匪头旁边带眼镜的土匪二号。后来，土匪二号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土匪二号。现在土匪二号成天睡我旁边，再看，不像土匪二号，当时怎么就走了眼，明明就是个土匪头子嘛。

 

军训了一个月，沈阳九月天的中午那个晒啊。我现在回头看那时的照片，属91年9月时照的照片最土，黑不溜秋的，带个大框眼镜，眼睛里透着革命理想，大胖脸上全是革命热情。军训结束时，一个训别的班的小班长和我们班连长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北京来的姑娘，北京姑娘长得高、还白、还有气质，沈阳苏家屯来的小屁战士哪见过这世面啊，从心里往外的喜欢。

 

那年的中秋好像也是18号，记忆中，那年中秋的晚上格外凉爽，应该是个晴天，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印象中那晚的月色特别明亮，我们拿着学校分的月饼往宿舍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不曾认识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