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北京的夏天格外闷热。我们在新街口的小平房热得像个小火炉，我和土匪二号还是狠狠心买了一个一千多块钱的窗式空调；那个时候的空调产业还没像现在这样走进惨烈的价格战，一般单冷的挂机怎么都得二千多。我们还在屋子的中央用医院的被单挂了一个从屋顶一直垂到地上的帘子，主要是防止冷气扩散。一个月后，这个空调在我离开北京后就再也没用过，土匪二号搬到了医院分给他的一个几平方米的单人宿舍去住了，开始了他现在有时也会心向往之的单身生活。

 

那一年的7月，我们开始准备各种各样我将来在美国的生活用品。我妈送给我一床杯子，一个毯子，一个菜板和一把菜刀；土匪二号成天给我捣腾衣服和其他的小物件，从手电筒到指甲刀，从镜子到抠耳勺儿。那是非常快乐的一个月，花钱有点花到手软；刺激消费的基本逻辑是：反正以后去美国挣美刀了，现在有多少就全花光吧。

 

那时，我仍然喜欢看《戏剧电影报》和《南方周末》，一想到以后到了美国看不到这些报纸了，在快乐之余也会有点伤感。那时候，我从没想到过分离意味着什么，我每天都陶醉在我未来的人生计划中：1. 再见了，北京，我再也不想回来了；2.土匪二号，你跟我来吧，我一到美国就争取尽快把你弄过去；3. 我一定要在自由的土地上好好做一回我自己。

 

时间就在快乐和亢奋的情绪中一天天流走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本来该是伤感和分分秒秒真心拥抱对方的一个月，而我不理解的是，那个时候的我，为什么对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竟然能那么坦然的视而不见呢。7月15日，我从协和正式毕业了。毕业典礼的那天，我还特意画了装，现在看到我那时的毕业照片，仍然能看到从相纸里透出来的皮肤光泽；要说，那时还是年轻，幸福快乐装不下，就会通过各种介质不管不顾的涌出来。

 

7月18日，我和土匪二号回鞍山补办了一次婚礼，一来把土匪二号他爹娘这么多年支出的彩礼钱收回来，二来也给众位乡亲一个交代。在婚礼的现场，主持人问土匪二号：你愿意娶她为妻吗？土匪二号说：我愿意；主持人问我：你愿意嫁给他为妻吗？我说：我更愿意。我那时我用余光偷偷瞥了一下我的亲爹亲娘，我觉得他们几乎快要晕倒了，他们肯定在想：我们家姑娘这回算是彻底让这个土匪二号给搞定了。而实际情况是：他们家的土匪二号这回算是被我彻底搞定了；在后来分离又相聚、相聚又分离的一个又一个年月里，土匪二号从来没有扔下我不管，一直一直的照顾着我，让我一直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真诚的生活。

 

 

 

 

 

 

 

那一年的5月份，世界发生了很多事。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美国的导弹炸毁了中国在一个什么国家的中国大使馆，造成了我使馆人员的伤亡。那一阵子的美国大使馆在被爱国学生扔过臭鸡蛋后进入了全面的戒严状态。我拿着我的护照和结婚证和一大堆能证明我对日后常驻美国不感兴趣的证据在我新街口的家里等待美国大使馆恢复签证。

 

后来，我在6月4日那个当时人们还能记起的一个不能算是平常的日子里去美国大使馆签证了。那天，我也想兜里揣着颗臭鸡蛋来着，如果哪个混蛋签证官不给我签证的话，我就拿臭鸡蛋摔他，谁让他狗眼看人低的；反正，那一天，哪个学生有什么过激行为，也算情有可原，基本属于热爱民主的行为艺术。

 

签证那天，是土匪二号陪我去的。听到外面的保安叫了我的号，我捏了捏土匪二号的手，说：我过去了啊。土匪二号也没说啥鼓励的话，就说：去吧。在签证大厅的一些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那个签证官问我是研究什么领域的，我说是研究艾滋病基因治疗的，他特别惊讶的说：really？我说：Yes, Sir. 鬼子基本就快晕倒了，我还冲他挤了下眼睛，我估计他理解成对他的flirt了，所以很痛快的就签过去了。再后来，是在另一条长队后面领签证。我那一刻的心情好得不得了，终于，这半年多的折腾变成了一张入关美国的通行证。关于未来，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是觉得那应该是好生活的开始吧；而回头看看，那不过是一种不同生活的开始罢了，好谈不上，但多少有点儿耐人寻味。3年后的5月13日，当我从底特律出关的时候，我的心对美国生活再无一丝牵挂，我受够了那一千个耐人寻味的日日夜夜，只想回到我亲爱的北京我的家。

 

大约1个半小时，我从大使馆里走到日光之下，看见土匪二号在马路对面，坐在一张大椅子上，正抽烟呢。我说：嘿，你挺舒服啊，哪来的椅子啊？土匪二号说：租的啊，三块钱一小板凳，五块钱一大靠背，我就租了个五块的。我说：你就不能省点儿啊，为啥不租个便宜点儿的。土匪二号说：我老婆都要去美国了，我租个贵的不应该嘛？我说：你咋知道我肯定能签过去呢？土匪二号说：我老婆这么热爱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坯子都不给签，美国佬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而后来土匪二号的签证经历让他一提美国鬼子，就骂“我操他大爷的”，2002年的4月，土匪二号第二次签证遭到了拒签，那个后来被土匪二号“操了大爷”的签证官坚信土匪二号双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不会再回来了。而我认为土匪二号签证失败的原因是：他实在长得不像个医生，而太像美国中餐馆里急需的厨房师傅了。

 

后来，我们去秀水市场花50元买了一件衣服，是淡绿色的，只穿了一次就再没穿过，太瘦；再后来，我们兴高采烈到国贸旁边的那个必胜客吃了一顿。土匪二号只要了一瓶啤酒。出来后，我问他今天咋一瓶就够了，他说：付了钱后，咱就剩12元了，坐地铁回家，还剩8元，点菜的时候就算来着，就够喝一瓶啤酒的。那时候，我有点后悔不应该买那件衣服，不然，我们可以微醺着踏上回家的路，而不用各怀心事的在北京初夏的傍晚里有点无言以对了。

 

 

 

3月7日的晚上，我以离婚相要挟，土匪二号才勉强睁着眼睛听完我用英语阐明了我目前研究课题的重大学术意义和未来具有成为医学基础研究领域中杰出人物的巨大潜力，并且反复几遍，让他心悦诚服的说：老婆，你的论据充分，论点明确，你被录取了。就这样，折腾到快11点，我们才躺下睡了，土匪二号说明天早上打车送我去华侨饭店。

 

第二天一大早出了门，我们才发现昨天夜里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路上湿滑无比，我们站在路口等了10分钟也没打到一辆车。土匪二号说：干脆坐地铁算了，坐到东直门咱们再打车。我们一路走到了地铁，土匪二号突然特别沮丧的说：老婆，我把钱包落在家里了。而我是有土匪二号在，就从来不带钱包的。就这样，我们心急火燎的又往家走。到了家，时间真的是快来不及了。最后，也没别的办法，我们还是决定骑车去了，一路上，我特别紧张，我特别怕我一不小心摔到泥泞的路上，那我该怎么穿着脏衣服去应对我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呢？

 

面试出来后，土匪二号陪我骑车去了协和，我取了点东西，就和土匪二号一路骑回家去了。那天晚上的电视里演了一个旅美十多年的留学生在美国生活的记录片，片子挺伤感的，说是一个人在美国很寂寞吧。而那时的我，还不真正的知道寂寞是什么，直到一年后，我在我田纳西的公寓里，翻遍了厚厚的电话本，也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美国生活会是寂寞得这么一塌糊涂、不可救药。

 

在那年3月剩下的日子里，我一直焦虑不安的等着Vanerbilt的反馈，但我的email信箱一直坚决的沉默着，音信全无。那年，新街口路边有些早开的桃花，协和图书馆前的两棵玉兰树也开始绽放了，而我却一点没有感受到早春的迹象，一直都很不快乐的等着一封远方的来信。

 

 

 

 

1月1号那天早上，我在我们半明半暗的屋子里醒来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新的一年来了，而这崭新的99年对我和土匪二号来说都相当的不平静。不能说，99年改变了我们什么，但我们在99年确实那么真实的改变了我们自己。

 

一般来说，1月15日是大多数美国研究生院的第一轮申请截止日期。我在那之前的10多天里，精疲力竭的申请了20家学校。那时候上网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一般是用电话上网，电话3分钟2毛钱，上网1分钟8分钱。那时，我们没有电话，我们就跟住在我们院正东面的坐地户商量，从他们家拉了根电话线过来，一个月给人家50元钱，并用人格担保一个月里使用电话的时间绝不会超过5个小时。因此，我每次都是上了网，迅速进入某个美国大学的申请网页或者收一下邮件，然后就立刻下线。那段时间里，土匪二号还不知从哪儿搞了点钱，给我买了一台喷墨打印机，我就从实验室拿回些A4的纸来，每天深更半夜的在那儿打印我的Resume、Personal Statement和我自己以各种口气胡乱编造出来的推荐信。

 

1月15号之后，我稍许从手忙脚乱的申请中缓过些气儿来，就和土匪二号去新街口的照像馆花10元钱照了个双人照，然后在一个非常平常的日子里去把结婚证给办了。那一天应该是1月18日，中午的时候，我从协和坐公共汽车在月坛下车，土匪二号骑个自行车在车站等我，然后他带着我用了不到20分钟就把事情给办完了。我们拿着装结婚照的两个四方盒子，到月坛公园闲逛了一圈，然后，土匪二号就送我去车站，我回了实验室，他回了医院。

 

晚上回家的时候，土匪二号做了一桌子的菜，还买了一瓶红星二锅头。尽管领个结婚证对我们来说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我们都兴致很高，我喝了四两，土匪二号喝了六两，然后我们俩个就在我们法定结婚日的晚上没洗脸没刷牙的昏睡过去。当然这只是我的记忆，据土匪二号说，真实的情况是我一个人昏睡了过去，他一直清醒的想把我叫醒，但我就是执着的睡着了，拒绝醒来。后来，我们还是把这个除了一场宿醉什么都没发生的1月18日的夜晚看成我们正式婚姻生活的开始，我们一般会在每年的1月18日庆祝一下，但由于那确实是个平凡的日子，我们十有八九的会把这事儿给忘了，经常是过了好几天才突然想起来我们又忘了庆祝我们的第N个结婚纪念日。

 

月底的时候，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说我和土匪二号领证结婚了，我爸在电话那头儿气急败坏的说：谁让你们结婚的？我也回答不出来，结了就结了，有什么让不让的，难道除了结婚，我们还会有什么别的更花哨的结局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保证，土匪二号肯定没向我求过婚，我好像一直是投怀送抱的嫁给了他，我们也没照过什么婚纱照，家里一直摆着的都是一些我们两个蓬头垢面的年轻时的傻照片。对于这个事情，我质问过土匪二号，而他从来都狡颉的说我是他使出浑身解数才追到手的，至于没照婚纱照，他说那是我骨子里残余的愤青情结做的怪！

 

 

在12月的时候，协和99年的应届毕业生进入了科室分配阶段。为了出国，我去了协和国家重点细胞生物研究所，师从当时的协和副校长卢圣栋门下。卢老师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清华，一个在英国剑桥，由于没有女儿，卢老师特别喜欢招些漂亮的女弟子，当时协和最漂亮的几个浙江妹妹都挤在我们的实验室，我和一个西安来的不算漂亮的妹妹只好成天在美女如云的实验室里低眉顺眼的混日子。

 

经过和卢老师的反复切磋，我的课题定下来了，叫《艾滋病靶向性基因治疗的研究》，课题玄虚的了不得，但大体上简单的说，就是把一个艾滋病病毒特异受体的基因和绿脓杆菌毒素蛋白的基因融合在一起，克隆克隆，再表达成蛋白，做个动物试验就行了。卢老师每天都激动的鼓励我，说我们正站在世界抗击艾滋病医学研究的最前沿什么的，我没理他，我才不管什么前沿不前沿的呢，能让我戴着协和基础所的博士帽子毕业就行。正是由于我严重的缺乏科研态度和自豪感，半年后，我克隆出来的融合基因经过蛋白表达后只在电泳上显现出一个非常微弱的蛋白带来，我当时真想用PhotoShop的绘图软件把那条电泳带描得再醒目一些。当然，后来的蛋白自然没提纯出来，更不要说动物试验了，但半年后，我仍然拿到了Vanderbilt Medical School的入学通知书，并光荣的从协和毕业了。

 

那年的平安夜好像没有下雪，我和土匪二号拿着他们医院发的电影票去了新街口的胜利电影院看了冯小刚的《不见不散》，我一直都以为，我是因为《不见不散》才喜欢冯小刚的，多年后，我看了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我才明白我是因为喜欢我自己才喜欢冯小刚的。在回来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的学着葛优在那儿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寻找光明。土匪二号说：行，你找吧，但能不能别絮絮叨叨的在那儿找。就这样，我们在平安夜越来越深的夜色中一路追跑打闹的回家了。

 

到了家，为了表示对我们在北京一起过的第一个圣诞节表示重视，我和土匪二号换了衣服，要去JJ崩迪。JJ就在我们家附近，步行5分钟，票价60元。虽然贵是贵了点儿，但圣诞节总要找些办法娱乐娱乐。等我们到了JJ的时候，发现外面人山人海，土匪二号挤到买票的窗口，几分钟后又空着手退回来了。他问我：老婆，今天晚上门票变168元一张了，你说咱还进去吗？我们没进，太他妈贵了，而且凭什么趁火打劫，胡乱涨价。离开JJ，我们仍不死心回家睡觉，就在离家门口不远的永和豆浆慢条斯理的吃了点东西，最后，应该是那碗豆浆平复了我对JJ的忿忿不平。再后来，不知为什么，隔着餐馆冷冷清清的玻璃，看着新街口北大街上稀稀疏疏的过往车辆，我觉得，那真是个让人伤感的午夜，但心却异常温暖平静……。再过几天，98年就要过去了，而我和土匪二号的生活好像才刚刚开始，而关于“永远”的话题我们从未谈起过，因为不管“永远”有多长，我们都觉得那必有尽头。

 

 

 

11月5号和6号结束了两天毕业考试的时候，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深秋的下午，我骑着我的车，背着我的包悠哉悠哉的回家去了。路上，我经过北海、路过景山，那是非常难忘的带着颜色和靓丽心情的画面，那一刻使我想到令人欢娱的人生瞬间加起来一辈子也不过就是那么几十个片断吧。

 

我到家的时候，土匪二号已经回来了，我们先是激情拥抱，然后手舞足蹈的哇哇乱叫，然后滚到床上摔交搏斗，并且最后我逼着土匪二号真诚的说：老婆，你真牛，我和你比武又输了。呵呵，那时，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正悄悄的从西边的窗子照进来，屋里有斑驳的光影，除了快乐的我们，一切都安静极了。

 

那个晚上，我和土匪二号炒了几个菜，喝了点儿小酒，当然，也顺便畅想了一下未来，土匪二号这种选手的特点是，不喝酒时话不多，喝了酒，尤其是喝了酒畅想未来的时候那话可多去了。吃完饭，我仍然找了个理由没有刷碗，双颊绯红的跑到床上等着去看新神雕侠侣了，就在那天的那个晚上，连电视里的广告我都觉得好看、动人和富有戏剧性。两集电视剧看完后，我还没看够，硬让土匪二号发挥想象力口头给我讲了一集新神雕侠侣。那一刻，土匪二号一定意识到，和老婆忙着看书一样，老婆闲着不用看书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在毕业考试结束后的那个星期六，我硬着头皮把生物的专项GRE给考完了。我在那之后天气忽冷忽热的两个星期里快乐的不能自己，自由的气质和精神从来没像那段时间那样散发在我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里……。而再后来，我又硬着头皮重新回到了现实的世界中，并开始准备出国申请。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为什么非要出国，为什么美国会像个幸福新生活的幻象那样不停的召唤着我。那时候，我每天灰头的脸在骑在正在扩建的平安大街上，一边哼着那时的流行歌曲，一边满脑子都是美国乡村小路上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我们的狗和我们的快乐幸福。如果没错的话，那就是大家常说的美国梦吧。而真正让这些梦想实现的是几年后我辗转回到北京，又辗转混迹于无聊的二级市场，牺牲了青春和健康，不再懂真情流露，时常会郁闷烦躁之后的后话了。

 

那年秋天来的时候就快接近协和的毕业考试了。协和八年制多年来坚持严格的淘汰制度，最后总成绩的平均分过了85分，就给博士学位，到不了85分，就给硕士学位。每年都有些垂头丧气的家伙在毕业典礼上看着别人穿着镶红领子的黑色博士服暗自不忿，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生活从来就不能重来一遍，就是重来一遍，估计过不了的还是过不了。

 

由于要兼顾学习和享受与土匪二号的家庭生活，我经常以各种理由不去参加科室的实习工作，白天找个教室看书，晚上回家跟土匪二号过小日子，以至于我现在对最基础的临床知识都捏拿不准，一副武功全废的嘴脸。现在，我对仍然迷信我的学历到我这来咨询感冒问题的同事，一般建议他们多喝水多休息，而对到我这来咨询疑难杂症的同事，我基本建议他们去体检，并以年过三十恶性肿瘤高发加以恐吓。

 

我就这样在北京98年明媚的秋天里连滚带爬的准备着在协和的最后一考，并且有事儿没事儿的捎带着看看生物的专项GRE。那时候，北京1台正在每天两级的播放李若彤和古天乐版的新神雕侠侣，我一般是吃完了晚饭，借故看书来挤兑土匪二号去刷碗，然后等电视剧开播后就挤到床上去和土匪二号看新神雕侠侣，然后等到广告时间再借故看书让土匪二号去洗水果，然后等第二级开播后再挤到床上去边吃水果边看电视。我和土匪二号看电视都有爱陶醉的特点，不是比比划划、推来搡去的切磋武功，就是学电视里的人假模假式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词儿。后来，土匪二号这个乐盲还学会了电视剧里的主题歌，一高兴也能嘟嘟囔囔的哼两句归去来。当然，看完电视，我还是得抱着成打儿成打儿的书看，土匪二号一般都会在我不理他后迅速的进入睡眠状态。有时候，深更半夜，我会走到床边仔细的打量处于酣睡状态的土匪二号，而每次我都发现，他正翘着嘴角偷偷的笑呢。

 

到了10月底，天气就渐渐的凉了，我们的平房里没有炉子，我们也没安，主要是我和土匪二号都不会使唤炉子，当然也怕搞不好煤气中毒。土匪二号给我买了个电暖气，还给我们买了个电褥子。我晚上一回家就抱着我的电暖气，走到哪儿，抱到哪儿，我还把我们第二天穿的内裤和袜子什么的放到电暖气上，给第二天在冷冰冰的早上从被窝里爬起来增添些勇气。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简单的过着每一天，既没有惧怕过就快到来的寒冷冬天，也对刚刚过去的舒爽的秋日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

 

 

那年的9月份，我接了诺和诺得一个翻译的大活儿，熬了几个通宵，挣了4000元。拿到钱，心里特别高兴，但由于那时候比较土，也不认识什么好餐厅，我就拿了其中的六七十元钱和土匪二号吃了一顿肯德基。去之前，土匪二号还从街上找了几个介绍肯德基的广告，制定了具体用餐计划才欣然前往。后来，我在美国时从不吃麦当劳、肯德基之流的垃圾食品，土匪二号去了之后，也绝缘于此类快餐，天天嚷着要去吃墨西哥和意大利餐馆。那时候，我们也喜欢永和豆浆，一般变着样的隔三差五的吃点儿这个、吃点儿那个。那时候，我们觉得在饭店吃饭特享受，坐在靠窗的桌前，要吃就一定吃出浪漫气息来，管他是永和豆浆的油条还是烧饼呢。

 

那4000元钱中的一部分还用来买了一批盗版光盘，我们没有VCD，但有8速的电脑光驱，我记得那时还用超级解霸什么的看电影。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土匪二号去医院值班，我们家的门半开着，正对着院子里的一口水井，门帘在初秋的风里飘来荡去，我一个人在家用我的破电脑看《辛德勒名单》的盗版光盘，我记得我看得声泪俱下，哽咽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觉得我的心随着那个门帘飘到窗外的阳光里，感动得不能自己。

 

当然，那4000元钱的绝大部分被我用来交了专科GRE的报名费，因此，土匪二号还得每个星期六去早市，并且自己来做一日三餐；我也更多的是骑自行车去上班，而不是坐地铁去上班。现在有的时候，我总想，我们还能回到从前的日子里吗？我们还能泰然若素的和街井市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吗？我们还能牵子之手，走在每个铜板都叮叮当当作响的生活里吗？

 

9月底的一天，土匪二号的二婶儿从鞍山到北京出差来看土匪二号。前一天，土匪二号刚包了饺子冻在冰箱里，他二婶儿来的时候，我们把饺子拿出来给她煮，结果没煮好，饺子都碎了。她二婶儿差点儿没因为心疼土匪二号掉眼泪，说：我们家大宝儿还会自己包饺子，还知道冻起来留着。当天晚上，土匪二号羞愧难当，说：老婆，我对不起你，我以前在家里确实没练过基本功，就你还觉得我做饭好吃。我差点没笑得从床上翻下去，并且突然感到腹中饥饿，逼着土匪二号下床煮饺子，结果，不知为什么，同样冻在冰箱里的那一锅饺子，煮开后，各个肚大皮薄，一个都没漏，整个屋子都迷漫着那饺子浓厚纯正的味道来。

 

新街口板条头条就在积水潭医院的后门，土匪二号每天步行三两分钟就可以去上班了。我每天骑个26没梁的二手女车去协和，从新街口头条到协和要骑上三十多分钟，我有时候也坐公车，103、104什么的，那时候东单地铁站还没修好，如果坐地铁的话，还得从协和步行十多分钟到崇文门地铁站才行。

 

我一般每天早上背个破包半睡半醒的骑着车向东南方向疾驰，包里塞满了各种医学文献和我的饭盒。那时，我天天带饭，土匪二号给我做的，直到现在，我仍然保持了天天带饭的习惯，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吃上，土匪二号从来没亏待过我，就是当天值夜班，他也要把两天的饭做出来，用土匪二号的话说：再穷也不能亏待肚子，尤其是老婆的肚子。

 

板条头条是个好地方，距现在新新人类扎堆儿的后海仅十多分钟的步行距离。那时的后海还没有什么酒吧，早上是个乌央乌央的大早市，晚上是成群成群的大爷大妈在那儿遛弯，间杂期间的也有一些谈恋爱的姑娘和小伙子，但看起来都有点像自由恋爱的民工。

 

住在板条头条时的星期六星期天十分充实，一般都是土匪二号在星期六的早上爬起来去早市买各色果蔬，骑车去，然后车把挂着、后座托着各种吃喝推车回来，并且一到门外就大叫：老婆，开门啊！土匪二号总是变着样给我从早市带回来好吃的，有时是驴打滚儿，有时是新出锅的油饼什么的。我那时食欲好，什么都爱吃，土匪二号就喜欢我这点。我们会在星期六的上午打扫卫生，我们的家从来都干干净净、立立整整的。我们还会在星期六的下午去新街口的万客隆超市买东西，我们俩都喜欢逛超市，二三十块钱能整一兜子东西，土匪二号也会在这个时候在街边的小店买一整条烟，那时候他一般都买一条18元的黄果树，抽着不贵，瞎抽呗。我记得四年后的夏天，我从美国回来，看到土匪二号买成条的红塔山，土匪二号对我说：老婆，咱们抽黄果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会出去散步，我们也会混迹在自由恋爱的民工中，坐在后海的边上抽根儿烟。星期天我会看书学习，而土匪二号自从毕业后至今，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就再也没看书学习过，他会在我们家饭桌上不怕麻烦的和面切菜，不是准备晚上包饺子就是包包子。反正呢，土匪二号最爱干的就是弄好吃的，最不爱干的就是看书学习。有时候，我不理解他，但我羡慕他，并且经常会对他闲适的心表示由衷的敬意和崇拜。当然，有时候，他也不理解我，他不理解我为什么爱看书学习，但他从来不干扰我追求虚名，只是对我成年累月表现出的爱折腾的劲头儿感到好奇。

 

 

98年7月的时候，我住在协和医院19搂女生宿舍的地下一层，在妇产科当实习医生。我记得19楼加上地下那层一共有5层，越在下面的资历越浅，越往上越能频繁的碰见协和内科的诸多前辈和牛人。一些五六十年代的巨牛女医生也在19楼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们多年来保持着矜持姿态，兢兢业业的工作，中午午休或者值夜班的时候就睡在19楼。19楼和协和的门诊、病房和食堂都是通着的，如果你愿意，可以终日不见天日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协和的女医生都长着一副协和脸儿，漂亮的和不漂亮的都有一张白但惨淡无光的脸。

 

协和地处东单和王府井繁华闹市之间，往东走是东单一排排的小店，往西走是王府井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时候，我还没结婚，过着无趣的单身生活，没钱也没什么想法，有时，我也在傍晚6点多钟的斜阳里溜达到王府井书店去看看闲书，但更多的时间是从19楼走到协和的内科病房去写病历。那时候，我一天洗两个澡，留着长头发，大多数时间穿着白大褂，特像回事儿，除了工作就是煽情的想我男朋友。

 

那年7月的一个晚上，土匪二号拎着他的破箱子出现在北京的夜色中，他毕业了，找了工作，来了北京，怀里揣着他爸他妈给他的3000元安家费。相见之初，我们在19楼我的宿舍中久久的拥抱着，幻想着我们从此在北京的自由生活。

 

几天后，土匪二号去医院正式报道后才被告知一月工资600多，最初的一年没奖金；我从协和领的研究生补助一个月300多。那时候，我心中北京最牛逼的高尚住宅就是方庄小区，知道自己这点钱住不了高尚社区，就沿着东四十条一带的平房区一路向西北方向挨家挨户的敲门寻租平房。最后，我们在新街口板条头条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了一个十四五平方米的平房，屋里有东西两个窗户，朝北还有一个单开间的小厨房。我们房东给了我们一些桌子椅子床什么的破家具，我家教给了我一个旧冰箱，我还有一个电脑（那正经是我攒的血汗钱买的奔II呢）。电视从哪儿搞的我忘了，但热水器肯定是新买的。我们还买了一个液化气罐和N多锅碗瓢盆。那时按电话不像现在是免费的，那时还得先交2000元安装费，我们没按，我有一个呼机，我们这个大杂院走出去就有一个公共电话。我们的屋子里没厕所，在公共电话旁边就有一个公厕，那时候是夏天，我就是觉得公厕臭，压根儿就没想到公厕冬天冷得让人上不出来厕所的问题。

 

搬家那天，天气特别闷热，等我们把东西都搬进去后，就开始下大雨，水溜儿从屋顶沿着北墙一股一股的往下流，没一会儿就把屋里给淹了。土匪二号披了个塑料布，爬到屋顶上去蒙我们房东提前给我们防雨用的大塑料，我四处找了些脏巴拉及的砖头勉强给压上了，我还就着屋里的水把铺着瓷砖的地面彻底的擦洗了一遍，在屋里昏暗的灯光下，我们的家开始显得有声有色了。

 

那天晚上，窗外是时急时缓的雨声，我和土匪二号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看电视，心里特别幸福和宁静，我们还烧了一壶水，吱吱的喝了一阵子，然后到小厨房的下水道处撒了泡尿后才上床沉沉的睡了。就是在那年夏天，我和土匪二号开始了在北京的同居生活。半年后，我和土匪二号正式结为夫妻；又过了半年，我和土匪二号在北京机场依依惜别，一个人千里迢迢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