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美国的那趟行程真是曲折。我们同行的去Vanderbilt的5个人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两个女同学，姜芬和李轶，我们在一间Vanderbilt的学生公寓了里共住了半年；三个男同学，春生、雪松和梁浩博，春生后来一直留在美国，娶妻生子，雪松后来转学去了UCLA，梁浩博毕业回了北京，但没过多久又移民澳大利亚了。

我们那趟飞机正常情况应该是先从北京飞上海，再从上海飞洛杉机，然后再转飞Nashville。但是，飞机到了洛杉机就晚点了，我们没赶上去Nashville的飞机，就此在洛杉机机场停留了8个小时，机场发给我们每人5个美金，我们还挺高兴的在洛杉机机场买了肯德基，还在机场外面迎着加州的海风溜达了很长时间；大约晚上的时候，我们坐红眼飞机从美国西部飞到了亚特兰大，飞机飞了4个多小时，飞机上的人都在睡觉，可是我怎么都睡不着；到了亚特兰大是凌晨时分，人开始困倦的不行了；在亚特兰大机场又等了4个多小时，又上了一架飞机，飞机在跑道上折腾了好长时间，最后说飞机有机械故障，让乘客下飞机等待安排；最后再上飞机的时候，我随身拎的拉杆箱都坏了，喜悦情绪殆尽，剩下的全是气极败坏。大约在快到美国中部时间中午的时候，我们才最后到达了Nashville，这个时候，距离离开北京的时间已经30多个小时了，我那时候想，老高正在睡觉呢吧。

系里一个叫Jim的行政秘书开了个Van来接我们，我们大大小小的行李从后备箱一直放到了车顶上。从机场去学校的路上真是一派萧条，美国的天空看起来也没那么蓝，美国的公路看起来也没那么宽阔笔直，美国也有到处乱扔的垃圾，路边是一些破房子，经过downtown的时候有那么几个破楼。那时候，有点迷惑，这就是我抛家舍业、梦寐以求的美国吗？Jim帮我们在学校公寓里安顿好了行李，带我们去一家中国的自助餐厅吃了午饭，然后还带我们去超市了买了些东西，我在超市里捡了一小把菠菜、几个胡萝卜和一盒鸡蛋放在购物篮里，Jim看着我说：Yana，你确定你只吃这一点东西吗？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吃多少东西，我从来都没自己做过饭，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下午回到学生公寓里，我们住的那套公寓有两个一大一下的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经协商，姜芬住在大屋里，李轶住在小屋里，我住在客厅里，我就是想省点儿钱，觉得住在哪里都无所谓。到美国的第三天，我就到SunTrust Bank开了一个账户，把我带来的1200美金存起来了。此后的每一个月里，我的账户上都能多出800多美金，等老高来的第二年的春天，我已经买了一辆4000多美元的二手车，重新租了一室一厅的独立公寓，账户里还剩下几千块钱呢。

折腾了一晚上，我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睡衣穿上了，床单铺上了，被罩罩上了，像框挂好了，杯子、碗、指甲刀什么的各自归位了，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两天没睡觉了，可是我怎么都睡不着，睁着眼睛看着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我去Vanderbilt Medical Center的微生物免疫系报到了。我的老板叫Chris，他的last name我记不住了，他长的瘦瘦的，像欧洲人；实验室里有一个男的中国的技术员，叫周晶，他后来帮了我很多忙；还有一个男的中国博士后，大家都叫他老高，他不怎么搭理我；还有两个美国男学生，高点年级的叫Don，我最讨厌他，最后我和Chirs拍桌子愤然退学也有他的起因；低年级的叫Brett，是个秃顶，美国人秃顶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为奇，Brett人很好，他的女朋友是个摩门教徒，比他高大很多，Brett总是逗我玩儿，我一认真复习功课，他就嘲笑我。所以，我是我们实验室里唯一的女同学，一年之后我离开Vanderbilt，Chris才觉得他在对付中国女同学方面实在缺乏经验。

实验室里有电脑，能上网真好，我收了邮件，老高在邮件里说，他在我离开北京当天的下午就去新东方报名参加GRE的学习班了，并重申了要誓死追随老婆的坚定信念。我给他回了信，让他把GRE班了退了，不要想来美国这个鬼地方了，我一毕了业就回北京去，我可不要呆在这里。只是，那封回信在现在想起来多么幼稚啊，从Vanderbilt的Ph.D. program毕业最少需要5年的时间，5年有多长？1800多个日日夜夜能发生多少事情？5年之后我们都是谁和谁啊？

后来，就开学了。那时候正是美国中部的秋天，天气凉爽宜人，校园里的叶子有的变黄了有的变红了。校园里是各种各样陌生的面孔，穿梭往来，白人多，黑人少，中国人随处可见。我，还不会开车，只在公寓、教室和实验室之间来来往往，早上去了教室后，晚上几乎每天都是半夜才从实验室出来。走在校园秋天夜里的小路上，大多数时候是懵懵懂懂的，但有时，会非常的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