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纳西的冬天非常温和，完全不像多发龙卷风的夏天，路上甚至还有隐约的绿色，大家出门除去厚重的外套后还都是单衣单裤的。在校园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那些日子里，我觉得离那个2月里寒冷的北京越来越遥远了，心对过去不再那么牵挂了，周围的朋友开始多起来，他们也间或着带来这样或那样快乐的时刻，我们都开始融入到身边的生活，那算是我对我无法改变的分离的一种不得已的忽略吧。

那一年的春节是在1月还是在2月我有点记不清了，姑且把那一年的除夕当作是在2月的某一天吧。我们99年同来微生物免疫系的8个人各自邀请了一些朋友，大家在我们的学生公寓里开了个Party。我还用酱油当墨水给大家写了一副新春对联，词儿是曹尚同学编的。大家一起包饺子，除了吃还是吃，笑话不多，但兴致挺高的。那天晚上，我们好像还挤在一起又看了一遍《大话西游》，至尊宝最后和紫霞妹妹的告别在那一年的除夕之夜搞得大家唏嘘不已。在我的记忆中，好像那时候所有男同学的梦中情人都是紫霞妹妹，在一个极度缺少中国单身女性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他们对紫霞仙子那样敢爱敢恨、投怀送抱的漂亮女性出现了集体幻觉，紫霞仙子那一段“我猜到了开始，却没猜到这结局”的深情诀别陪伴着那时候校园中形只影单的男男女女走过了相当一段重要的感情历程，没有紫霞的冬天里的校园，我们靠什么安慰我们自己的心呢？

我的生日在2月的下旬，那一天，给老高打了个电话，不管怎么说，总要和一个人分享一下只对我和我们还有些特殊意义的一天吧。那一年我27岁了，那是一个多么年轻的数字啊。那天晚上，在实验室做试验做到了很晚，快半夜11点的时候，有个叫李晓松的男同学给我打电话，说：Yana，下楼吧，今天是你生日，我来接你，到我家吃蛋糕。他，是不是叫李晓松，我都记不住了；我问老高，你还记得教你学开车的那个Vandy哲学系的男生叫什么名字吗？老高说：好像叫李什么松；我说：我怎么记得叫什么峰呢。所以，姑且叫他“李晓松”吧，不管他叫什么，那是一个在我27岁生日晚上叫我去吃生日蛋糕的人。而其实，关于李晓松，我们是真的在一起玩儿过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了。他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后来来Vanderbilt读哲学系博士，我到Vandy的第一年，他已经在这里读哲学读了快4年了，应该离毕业也不太远了，然而，最后他的选择非常令人意外；一年后，他放弃了哲学系，在外面打工打了一年多，攒了些钱去读Vandy法学院的J.D.了；一切重新开始的活法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我02年离开美国的时候，他好像刚刚勉强安定下来。

那一段时间里，我会经常去李晓松的公寓玩儿，他自己一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所在的社区很混乱。他能读很厚很艰深的英文书，英文写的很棒很流畅；他有很多各种奇怪的美国朋友，他们会在一起说一些关于吸毒之类的古怪话题；他也很懂电影，我就是在他那儿看的《Good Fellas》，那是他喜欢的电影，我看了也非常喜欢。那天晚上，我在李晓松家的客厅了吃了我的生日蛋糕，出门的时候，风有些凛冽，月亮很明亮。我一直在努力回忆，我们在一起都谈了些什么，但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他既不是特别寂寞，也没有特别对我好过，他只是需要述说，还需要一个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的听众；我猜，他以为我听得懂，而实际上，我既心不在焉，也没怎么听懂，直到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是一心一意活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无暇他人的一切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