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房，每天的闲暇时间就是张罗布置我的新家了。沙发和茶几是一个朋友给的，餐桌是一个朋友暂时不用放在我那儿的，床是从别人那儿花70美元买的，其他的小东小西是各种各样的朋友给我凑合起来的，包括落地灯、床头柜和椅子什么的，电视我原来就有，冰箱、烤箱什么的是公寓里面就带的。我把我妈从国内给我带来的床单铺好，把一些小花布蒙在柜子上，自己又购置了一些小物件，布置妥当，这个家真是变得非常生动了。

有了车，我也开始找时间学开车了，Learner Permit很快考过了，路考还需要好好练练。后来的路考有一段很复杂的故事，但基本上，开始的训练无方决定了我后来车开得一直就很糟糕，包括车开的飞快没有风险意识，也包括不会倒趴和平趴，很多时候需要求路人帮忙。我的开车生涯到回国后戛然而止，至今快6年没开过车了，我始终认为我的开车技术很难胜任国内复杂而惊心的交通状况。

那年的4月7日，我亲爱的人终于千里迢迢的从北京来Nashville和我相聚了。前一天，我买了菜买了酒，晚上想了一晚上第二天那个见面的瞬间。下午的时候，我请梁浩博开车带我去机场接老高，那天的飞机连一分钟都没延误，我看着老高懵懵懂懂东看西看的跟着人群从里面出来了。老高又胖了，呵呵，那个深情的拥抱让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从来都没分开过似的。他见了我，最开始的一句话犹在耳边，他说的是：老婆，我可终于是到了。

那个晚上，应该是我做的饭。我能记得的是，我说我现在会做饭了，我炒了四个菜，只记得其中一个是肉炒荷兰豆，其他的记不得了，我还在餐桌上点了蜡烛，铺上了好看的餐垫，我们一起喝了点儿啤酒，我后来还坐在老高腿上两颊绯红的给他讲了很多好玩儿的事情。我记得我问老高：美国好吗？老高说：好。我说：怎么好？老高说：有老婆，有房子，还有车。那一刻，我特别高兴，一切的努力付出都让人觉得特别值得。稍微晚一些的时候，我们一起把老高带来的东西整理整理，他给我带了几件新衣服，还自己带了一个枕头来，呵呵，还有一些书、磁带、光盘，此外，还有我们结婚时一个鞍山的叔叔给他的500美金。

老高来了之后，田纳西的春天也慢慢的来了，天气变得越来越舒适。最开始的时候，老高每天早上陪我去学校，然后自己再回家；后来，我就带老高去实验室一起做试验，还给他在Vandy报名参加了一个专门给留学生家属办的英语班；我也给老高办了信用卡，他特别喜欢，在花钱上老高同学是很有一套的；我们也一起去Vandy的健身中心锻炼身体，晚上有时候会一起去打网球；做饭的任务彻底像从前一样转交给老高了，餐桌上开始花样百出，烤箱用的津津有味，今天鸡翅明天蛋糕的；我们家的周末也经常门庭若市，大家都来吃老高的好手艺。那时候，我们成双结对的进进出出，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本来在一起的这么多年我们就很少红过脸，这漫长分离后的相聚更是把幸福家庭的样板演绎到了极致。

也是在那年4月里，我学会了开车，去过路考的那一天，由于一个黑人胖子的百般刁难没有通过，回家来特别沮丧，车就在门前，但不能开。那个周末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聊天，认识了隔壁的邻居，他是一个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在美国当律师，我们把从国内带来的香烟送给他，他特别喜欢，和我们聊了很久，期间提到路考的遭遇，他让我们星期一再去，一定拿种族歧视来说事儿，如果不成，这个官司他给我们打定了。在美国律师的支持下，我在随后的那个周一好好的给美国人上了一课。那天，到了考试中心，我对他们的工作人员说：请找你们的领导来，我要和他谈一谈，上周五我路考没有通过，你们白纸黑字的的官方原因是说我英语不好听不懂考官的指示，但是，请注意，我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第一，我是Vanderbilt Ph.D. candidate，英语不好之说纯属扯淡；第二，你们考官的狗屁黑人英语美国人也听不懂，她应该回家好好学习学习美国标准话；第三，路考期间，她对我大声嚷嚷，我认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基于这一切，我已经找好了律师，如果你们不妥善解决，我们法庭上见。随后戏剧性的一幕是，考试中心的一个白人领导亲自接见了我，并且立刻路考，虽然我开的歪七扭八，但随即拿到了有效驾照。以致于几个星期后，我陪老高去路考的时候，考试中心的官员仍然面有怯色，很痛快的给老高也办理了驾照。这段故事，后来被我们吹嘘了N遍，快成了当时Vandy中国人圈子里的一段传奇了。

老高当年学车虽然得到了各路朋友的指点，但我一直认为是我教会他的。所以，现在我在副驾驶位置上大呼小叫的时候，老高如果说，你能不能给我闭嘴，我就会说，你忘了你当初学车的笨样儿了。呵呵，不管怎么说，那是多么快乐的2000年的春天啊，那时候的快乐记忆在后来的日子里支撑着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困难重重的时候，一想到总会有一天还会那么无忧无虑的在一起，总能安慰自己面对困难好好努力并且耐心等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