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的时候，协和99年的应届毕业生进入了科室分配阶段。为了出国，我去了协和国家重点细胞生物研究所，师从当时的协和副校长卢圣栋门下。卢老师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清华，一个在英国剑桥，由于没有女儿，卢老师特别喜欢招些漂亮的女弟子，当时协和最漂亮的几个浙江妹妹都挤在我们的实验室，我和一个西安来的不算漂亮的妹妹只好成天在美女如云的实验室里低眉顺眼的混日子。

 

经过和卢老师的反复切磋，我的课题定下来了，叫《艾滋病靶向性基因治疗的研究》，课题玄虚的了不得，但大体上简单的说，就是把一个艾滋病病毒特异受体的基因和绿脓杆菌毒素蛋白的基因融合在一起，克隆克隆，再表达成蛋白，做个动物试验就行了。卢老师每天都激动的鼓励我，说我们正站在世界抗击艾滋病医学研究的最前沿什么的，我没理他，我才不管什么前沿不前沿的呢，能让我戴着协和基础所的博士帽子毕业就行。正是由于我严重的缺乏科研态度和自豪感，半年后，我克隆出来的融合基因经过蛋白表达后只在电泳上显现出一个非常微弱的蛋白带来，我当时真想用PhotoShop的绘图软件把那条电泳带描得再醒目一些。当然，后来的蛋白自然没提纯出来，更不要说动物试验了，但半年后，我仍然拿到了Vanderbilt Medical School的入学通知书，并光荣的从协和毕业了。

 

那年的平安夜好像没有下雪，我和土匪二号拿着他们医院发的电影票去了新街口的胜利电影院看了冯小刚的《不见不散》，我一直都以为，我是因为《不见不散》才喜欢冯小刚的，多年后，我看了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我才明白我是因为喜欢我自己才喜欢冯小刚的。在回来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的学着葛优在那儿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寻找光明。土匪二号说：行，你找吧，但能不能别絮絮叨叨的在那儿找。就这样，我们在平安夜越来越深的夜色中一路追跑打闹的回家了。

 

到了家，为了表示对我们在北京一起过的第一个圣诞节表示重视，我和土匪二号换了衣服，要去JJ崩迪。JJ就在我们家附近，步行5分钟，票价60元。虽然贵是贵了点儿，但圣诞节总要找些办法娱乐娱乐。等我们到了JJ的时候，发现外面人山人海，土匪二号挤到买票的窗口，几分钟后又空着手退回来了。他问我：老婆，今天晚上门票变168元一张了，你说咱还进去吗？我们没进，太他妈贵了，而且凭什么趁火打劫，胡乱涨价。离开JJ，我们仍不死心回家睡觉，就在离家门口不远的永和豆浆慢条斯理的吃了点东西，最后，应该是那碗豆浆平复了我对JJ的忿忿不平。再后来，不知为什么，隔着餐馆冷冷清清的玻璃，看着新街口北大街上稀稀疏疏的过往车辆，我觉得，那真是个让人伤感的午夜，但心却异常温暖平静……。再过几天，98年就要过去了，而我和土匪二号的生活好像才刚刚开始，而关于“永远”的话题我们从未谈起过，因为不管“永远”有多长，我们都觉得那必有尽头。